明朝两京制度,两个朝廷不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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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汽车五个轮胎,影响行使么?当然不影响。
明朝施行两京制,虽然一南一北两套机构,但并不代表明朝有两个朝廷。
永乐北迁之后,明朝的朝廷只在北京,南京虽然机能完整,却只是个摆设。
这就好比你有两套装修好了的房子,一套真正居住,另外一套虽然设施齐备却长期闲置,只是当做备用而已,根本不影响生活。
两京制度由来已久,明朝的情况比较特别
说起古都,很多人的直接反应就是长安与洛阳,的确,这两个地方是历史上最出名也是最兴盛的两座古都,其地位是其他古都难以相比的。
而有趣的是,古代很长时间里,长安与洛阳其实都是相互倚仗的关系,定都长安的王朝,通常都会将洛阳作为东都,用以营建河洛平原一带。
不过大多数时候,以往的双都并立,都是主次分明,一个是正都所在,另一个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而已,彼此之间上下区分很明显。
明朝的两京同立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南京与北京,都各有一套完整的朝廷机能架构,北京有的南京也有,甚至于南京的紫禁城里,还保留着太医院等等内廷部门。
可以说,明代的两京之对等程度,是以往施行双都两京制度的王朝,从来没有达到的程度,以前并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
明朝建立之初,定都应天府,也就是如今的南京,在洪武初期,朱元璋曾将汴梁作为北京,但没多久就将其裁撤,所以这时候明朝的两京制并没有形成。
直到靖难之变后,由于朱棣夺位之时大量抽调北方精锐,使得明朝北疆大幅后退,且防守愈发空虚,加上其他各种因素影响,朱棣最终决定迁都北平。
朱棣以应天为蓝本,在北京建设皇城,此后正式迁都,改应天府为留都,称作南京,在永乐时期,北京还被称作是“行在”,也就是天子临时驻跸之地,尚未获得真正的名分。
毕竟,应天府是朱元璋定下的都城,朱棣也不敢随便乱改,此后仁宗登基曾想迁回南京,结果仁宗在位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行动。
英宗正统六年,太皇太后以英宗名义颁诏,正式确立北京的正都地位与南京的留都地位,明朝的两京制度正式确立形成。
毕竟南京曾是明朝的正都,所以保留了一整套完整的机构,连皇宫都比北京的大出近一倍,虽然成了留都,却也仍旧被保留着,只不过普遍闲置。
北京有的衙署机构,南京都有,北京的朝臣是几品,南京的也同样是几品,北京有六部、国子监与翰林院,南京也一应俱全一个不少。
甚至于,南京的这些机构可不是空着没人的,南京的六部尚书、诸司诸署的官吏也都是在任状态的,就连南京太医院都有太医存在。
南京都没有皇帝与朝廷了,还养这么多人干什么,当摆设么?答对了,就是当做摆设,南京的机构人员有职有俸禄,但普遍不管具体事务,真正的是拿钱不干事。
明朝两京,分别具体承担什么职能
明朝有北京南京两个京城,北京作为正都自然很好理解,正常都城应该有的职能它都要履行负责,是明王朝的真正核心所在。
但北京履行了所有大事的同时,这并不代表南京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南京的诸多衙门机构,虽说权柄与真实地位不如北京,而且说是说全都是闲人,但也并非真的完全什么都不做了,还是会做些事情的。
北京有六部,南京也有六部,北京六部执掌全国,南京六部主要管理南直隶,也就是明朝最富有最核心的地区,即如今的安徽江苏两省加上上海市、江西的婺源县。
南直隶管辖着十五个府、三个直隶州,不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与都指挥使司,原本三司的职权全都由南京六部直接管理。
南京吏部
负责南京地方官吏六年一次的京察考功,北京吏部无权干涉过问。
南京户部
征收南直隶与浙江、江西、湖广诸省钱粮赋税,换言之负责着明朝一多半的收入,同时负责漕运与全国的盐引勘合、黄册收藏管理,其地位丝毫不逊于北京户部。
南京兵部
负责南京的守备,南直隶诸卫所由其直辖。
南京刑部
负责南京诸司、公侯伯爵府、京卫所的刑名,拥有与北京刑部同等的司法权。
南京工部
职责与北京工部一样,但只负责南京地区。
南京礼部
最闲散部门,因为南京相关祭祀仪式、外宾接待之类的活动几乎没有。
由此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明朝在南京留下的机构虽然完整,但是这些衙署,要么不管事,要么只管理南直隶等局部地区,这是与北京的朝廷最大的区别。
除了少数特例之外,南京大多数的职缺都是虚职,根本用不着去管理什么具体事务,担任者也非常清闲,当时这些人也被称作是“吏隐”。
明朝时期,经常有北京地区的官员在年老之后,就会前去南京任职,待遇什么的不变,但工作内容却几乎清空,变成了一个养老的地方。
当然,也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有些官员被贬到了南京担任同样的职务,看着像是平级调动,但实际上就是被贬被削,以后再想出头,几乎就没有可能了。
整体来说,明朝两个京城,但朝廷始终只有一个,南北两京的机构虽然一样,可负责的具体职能根本没有冲突,自然也不会有什么乱套的情况。
其实明朝末期所拥有的条件,比当年的晋朝、宋朝要好出千百倍,完全能够倚仗南京的国家机器,即便不能反击,也能据守东南,只可惜南明并没有把握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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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两京制度,在政治方面没添乱,倒是在经济层面造成了一些麻烦。
首先,两京甚至多京,在明朝之前屡见不鲜,几乎是常规操作。
古代的许多制度、规则,都源于周朝,“多京制”也是如此。
周朝发源于关中,在当时算得上西部,都城本是“丰镐”(今西安市长安区)。武王伐纣后,为了强化对东方的控制,由周公旦牵头、历时多年,在今洛阳一带修建了一座宏伟的都城,名为“成周”。城里安置了一些殷商遗民,驻扎了为数不少的周军,还有象征着王权、寓意威震天下的九鼎。
其后周天子一直在丰镐执政。直到公元前770年,丰镐被犬戎攻破、周幽王被杀,周平王东迁,成周才正式成为周朝的都城,被改名为洛邑。
有了周朝的示范,两京、多京在后世变得司空见惯。
刘邦建立西汉后,初都洛阳、后迁长安,虽没明确两京,但洛阳被视为拱卫关中的门户、控制关东的支点,长期处于“二号地位”;
到了东汉,鉴于关中在战乱中毁坏严重,刘秀定都洛阳,但把长安城定性为“西都”。东汉末年,董卓曾整了一出“迁都”的闹剧;
三国时期,邺城、许都、洛阳都充当过曹魏的都城;
南北朝时期,洛阳久经战火、被摧毁得体无完肤。到了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在成周旧址以东新建洛阳城,称之为“东都”。这一行动的初衷,他本人的解释是为了更方便地管理山东地区(函谷关以东):“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此外,在各地也设置了不少行宫,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以方便他常年巡游、视察。
唐朝时,也延续了长安、洛阳两京制,武则天的武周时期以洛阳为实质性都城,其他时期均为长安,后期还曾升格为五京制;
唐朝之后,辽、金两朝都采取了五京制,实行一主四辅的模式。
而明朝实行两京制的原因众所周知:朱元璋由南攻北、定都南京;靖难之役后,朱棣以元大都为基础、采取南京的设计,历时13年打造了宏伟的北京城,并于公元1421年迁都。
至于南京,也保留了都城的身份,朱棣对此给出的说法是:“仿成周卜洛之规,建立两都,为永远之业。”既然扯出了周朝的大旗,后世不遵守都不行。
虽然当时许多人激烈反对迁都,但朱棣这一举措在政治层面而言其实并无问题,甚至相当有必要:
回看历朝历代,但凡统治中心远离外敌,往往会因苟安、不重视等心理,酿造出大的外患。
比如当初的西汉,为了拱卫关中,常年往西北拓展生存空间,直到把河西、西域全部拿下才放心;
而到了东汉,由于都城位于关东地区,关中日渐不被重视,小小的羌乱都折腾了几十年,朝廷里有人甚至主张放弃凉州;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迁都洛阳后,仍然不得不在边境设置重兵、防备柔然。但由于远离权力中枢,边军待遇、地位日渐下降,不多久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六镇起义,直至摧毁北魏王朝。
而在明朝,外部最大隐患自然是退到草原的北元,朱元璋虽沿边设置大量重镇,但如果长期远离统治中心,要么容易流于荒废,要么步入尾大不掉、出现唐朝藩镇那样的局面。
因此,朱棣力排众议、迁都北京,对于控制北元势力、巩固统治而言是极为必要的。同时,有历代的经验在前,明朝南京虽然也设立了六部,但说白了只是北京的“分部”,毕竟皇帝在北京,兵权也在北京,不存在一丝“多头管理”的可能。
但在经济层面,明朝迁都北京则引发了不小的后遗症: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分离所带来的困境。
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但随着历史的推移,经济重心呈现出往年转移的趋势。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隋朝时,北方已经对南方的粮食产生极大依赖,隋炀帝下大力气修建大运河,就是有解决物资运输难题、强化对江南控制的考虑;
到了唐朝,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南方更是彻底成了朝廷的粮食、资金来源。以此为分界点,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产生了根本性转移,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
到了北宋时,王朝的财政大部分依赖南方;而到了偏安一隅的南宋,虽然国土锐减,但国家赋税收入竟然超过了北宋时期,可见南方经济的主导地位。
元朝时期,虽然国土空前辽阔,但主要的财政来源仍是江南。为了输送物资,朝廷在漕运(运河)之外开发了海运;
到了明朝,北方的地荒、人荒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顽疾,北方的粮食产量仅为南方的1/5(到了清朝,进一步扩大为1/8、1/10)。迁都北京后,明朝廷远离江南税赋中心,为了供应都城的海量物资需求,必须常年疏通运河、组织大量船力人力保持常态化运输,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极大负担。
当然了,任何决策都带有两面性,相对于经济层面的副作用,明朝两京制整体而言是利大于弊的;此外,朝廷抵近边境线,还给后世留下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悲壮豪迈,也算是一大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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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乱,明朝的两京制度并不等于两个朝廷,自朱棣迁都后,北京才是大明的京城,南京只是辅京,主次分明。
其实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一个以上的京城,例如:王莽篡汉后以长安为“新室西都”,洛阳为“新室东都”,刘秀恢复汉室后,以洛阳为京城,依然称西汉旧都长安为都;辽国最夸张,共有五个京城。
以上这些朝代虽有多个京城,朝廷也只会以一个为主,其它京城最多有皇帝的行宫,就是名义上好听一点,和别的城市没有太大区别。
但明朝的两京制度却不同,北京和南京都有一套独立的行政班子,互不统署。
也就是说,明朝南京也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朝廷机构,官员的级别和正式的京师北京那一套是相同的,且南京各机构行文时需要注明“南京某部”。
会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大明王朝是朱元璋在南京建立的,这里对明朝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可以称为朱家的“龙兴之地”,因而朱棣迁都北京也没有取消南京的京城地位。
同时,经过多年的发展,南京已经成为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辐射周边地域,朱棣不想破坏这种格局,以免引起人心动荡,便设置了前所未有的两京制,让南京直接管辖十五个府及三个州,相当于现在的江苏、安徽及上海,这就是俗称的南直隶。
南京六部中,各部设一位尚书,两位侍郎,职责和北京的差不多。
户部主要负责南直隶及浙江、江西、湖广等省份的税粮,同时还负责漕运和全国盐引的发放审核,并且管理着全国的户籍,相对来说权力比较大;
兵部负责南京地区的守备,南京地区的49个卫由兵部尚书统领,有兵就有权,因而这也是一个实权部门;
剩下的吏部、工部、刑部、礼部就乏善可陈了,就是负责南京地区相对应的工作而已,事情不多,职权也小,是妥妥的养老单位。
尤其礼部,本应主办皇家的各种大型活动,但皇帝一般不去南京,龙子凤孙们的婚礼也在北京举行,南京礼部就无用武之地了。
除了六部,南京还有两个职位值得一提,镇守太监和南京守备。
镇守太监在全国各地都有,是皇帝派去监督各地军事的,南京的兵部尚书就受着南京镇守太监的监控;南京守备则节制南京诸卫所,及南京留守、防护事务,是南京最高军事长官,兼管民政。
南京兵部尚书、镇守太监、南京守备,这三个人共同管理着南京大部分的事务。
那么,南京既然也有完整的行政班子,而且不隶属于北京各部门之下,是否说明这是两个朝廷呢?
当然不是。
从意识形态来说,“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皇帝只能有一个,京师自然也只能有一个,皇帝长住的才是真的京师,南京虽然也是“京”,其政治地位和北京无法相提并论。
如果硬是把南京和北京提到一样的高度,别说皇帝,就连普通百姓都会怀疑说这话的人是不是有异心。
从迁都之后的明朝政治架构来说,六部并不是权力巅峰,上面不但有皇帝,还有内阁。
立朝之初,朱元璋按照前朝惯例,设丞相一职管理百官,后来觉得丞相的权力太大了,威胁到皇权,便借着胡惟庸一案撤销丞相这个职务,他自己直接管理朝政,虽设置殿阁大学士作为顾问,很多事情还是由他来处理,累得半死不活。
朱棣不愿受这份罪,提升了大学士的地位,让他们参与机密事务,最终形成内阁,拥有替皇帝起草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拟权。虽然内阁一直不是法定的一级行政机构,但实际上六部已经成了内阁的下属部门,南京六部也不例外。
北京六部管不到南京六部,但内阁可以管,不但管六部,也管南京其它行政机构,一切都在内阁掌控中。
明朝中后期,南京的机构成了极为微妙的存在。凡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却又还有一点势力的文官、太监,都被调往南京,南京班子成了政坛的养老院。
不过,镇守太监和南京守备这两个职位还是非常有含金量的,只有皇帝的心腹才能担任,他们也许不是最得势的,却是皇帝最信任的。七下西洋的郑和就是首任南京守备太监。
因此,明朝虽有两京制,但不是两个朝廷,两套班子各司其职,互不冲突,又有内阁统一管理,不会生乱。
≔⇈明朝两京制度,两个朝廷不乱吗?
“两京制”古已有之,西周有镐京和雒邑,东汉、隋唐有洛阳和长安,北宋有汴梁和洛阳,明朝只是延续和发展。两京制与两个朝廷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一、明朝的两京制是如何产生的?
明朝的两京制是从两京一都格局发展而来,明朝建立时,朱元璋对建都金陵(南京)并不满意。从大一统王朝的角度来看,定都金陵并不符合战略要求。
但如果从当时的形势来看,金陵的位置又有利于取得战争胜利。明朝开国数月之后,朱元璋以金陵为南京,大梁(开封)为北京,并没有明确定都金陵。
第二年,朱元璋有下令将老家临濠(凤阳)营建为中都,两京一都的格局就此形成。六年后,由于凤阳的地理位置和淮西集团的存在,朱元璋罢建中都。
大梁因是四战之地,并不适宜建都,最终两京一都的格局名存实亡。洪武十一年(1378年),明太祖朱元璋取消大梁北京的称号,将南京定为大明京师。
虽然如此,朱元璋一直未放弃对都城的考虑,西安、洛阳、北平都被考察过,但因种种原因都没有成行。在朱棣即位后,都城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下令以北平为北京。三年后,北京宫殿正式营建。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至此,北京为都城、南京为留都的格局形成。
明仁宗即位后,两京制再次发生变化。洪熙元年(1425年),明仁宗朱高炽下令修葺南京皇城,准备次年返回南京。但遗憾的是,明仁宗当年就已病逝。
明宣宗即位后,名义上以南京为京师,北京仍为行在,但实际上北京还是京师。明英宗即位后,陆续修建北京的皇城,在正统六年(1441年)全部竣工。
同年,英宗下诏更改两京衙门印,北京各衙门去“行在”二字,而南京各衙门增加“南京”二字。至此,以北京为都城、南京为留都的两京制确定下来。
二、明朝的两京制是如何运行的?
明代的两京制与以往有所不同,它在留都南京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两京制下并设官制,同属朝廷行政系统,两京主要机构设置基本相同,略为复杂。
两京都设有六部、督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宗人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除此之外,南京还设南京守备,它与协同守备、守备太监构成权力核心。
这三个守备统辖南都一切留守、防卫之事,其中守备太监权力极大,虽然是三者互不统属,但守备太监是代表皇帝意志。另外,南京还有一个参赞机务。
南京机构名义上是朝廷官员系统,却无实权,基本上受制于北京机构。从职权范围看,留都机构职权仅限于南京及南直隶地区,无权过问其它地区事务。
从政策执行程序看,南京机构的奏章多要经北京一些部分覆议,才能上报皇帝,再由皇帝下诏南京机构负责执行。明代两京制总体呈现出上下隶属关系。
这种隶属关系的形成,避免了政治权利斗争,缓和了内部矛盾,加强了明朝的统治。南京一直充当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少影响。
随着明朝政治中心的北移,南京并未完全失去政治功能。南京的政治功能有三点,一是收容京师仕途失意的官员,二是在危急情况下,成为备选都城。
三是不可替代的抗倭指挥中心。除政治功能外,南京还是经济、文化中心。南京和南直隶是京师商品和粮食的保障地,另外其办学和修书活动也很兴盛。
三、两京制有哪些作用与隐患?
明代两京制打破历朝传统,在留都南京也设置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统,不再单纯的作为天子的出巡行宫,赋予其实质意义。两套系统也是互不干扰的运行。
明代两京制有利于维护统治,它协调了防虏与发展经济间的矛盾,从而使社会发展趋于稳定。两京制还有利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明朝向心力。
两京制虽有正面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隐患。比如两套系统会增加财政负担,南京守备太监位高权重,又不在皇帝视线范围内,难免会巧取豪夺,中饱私囊。
两京并设官员,由于留都大多属于闲职,会产生大量无事可做的官员,增加负担。两京制在给明朝社会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带来极大隐患。
综上,明朝两京制并不是两个朝廷,而是两套行政系统,具有上下隶属关系,且职权分工比较明确,不会发生混乱的现象。
➽▔明朝两京制度,两个朝廷不乱吗?
明朝的两京制度在历史上不是独有,以往的朝代都有设多个京城,称为陪都,比如隋唐也是长安洛阳两京制,北宋是四京制,辽和金还是五京制,所以这套管理制度应用比较成熟,大的方面不会出现混乱,当然局部肯定会有亢杂的现象,唯一不同的是,以往朝代多京制度,陪都除大肆修建,多派兵多派官外,其政治体系基本空设,而明朝却实打实的搭起官僚班子,还一直在运作,但混乱的情况也不会发生。
图为南京朱元璋孝陵。
老朱家打下江山,以应天为南京,定都于此,没多久成祖朱棣“靖难”成功,迁都北京,其实在成祖、仁宗、宣宗时期,北京、南京的地位并没有确定下来,当时的皇帝在北京,太子在南京监国,可能这段时期,两套班子为争权有混乱产生,直到明英宗时期,也就是1441年,正式定都北京,以南京为陪都,从此确立了南北两京制度。
图为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明末倾其所有家财赈灾劳军,城破后自尽。
两京制度的确定,权利划分就清晰了,北京是中央朝廷,而南京是守备机关,一切以北京为主,南京撤销太子监国,也不委任藩王或勋贵居守,除了内阁、司礼监等内府衙门外,其他六部等中央机关的班子都保留,特别是国子监和科道场子比北京办的还红火,但是各部从不给配齐官员,六部不是缺尚书就是缺侍郎,都察院不是缺左就是缺左副,所以,尽管南京保留朝廷班子,但一直处于缺丁少员的状态,不能自成体系。
中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瓮城是南京的中华门。
另外,确定两京制度后,将南北二京划为直隶中书省,也称为南直隶和北直隶,而南直隶所辖的应天等府州直隶于南京朝廷,所以南京朝廷的管辖范围仅为应天府下辖的几个州县,说白了,就是南京城那一小圈儿,以外的地方无职权插手,所以南京朝廷虽存在,但权力范围有限,工作量小,平时管管辖区的漕运和赋税,修修皇城,看守着老朱的皇陵,是官员的“养老”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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