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到民国，鸦片为何如此猖獗？
➺✫从清朝到民国，鸦片为何如此猖獗？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这个问题很复杂，但大体是几点：
第一，统治者对鸦片的无知。
鸦片不是1840年才传入中国的，早在明代末期就有了。
但明朝时期，没有人吸毒，只是将鸦片作为洋药。
而清代开始普遍吸毒，到雍正时代已经很多人抽大烟。
到了1799年，鸦片的年进口量已达4,500箱，成为燎原之势。东印度公司在1806至1809年间获利约七百万银币，基本都是在中国销售鸦片的利润。
吸毒这种东西，一开始就要控制。等到瘾君子数量众多时候，再想控制就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了。
1838年中国吸毒者的数量增长到了1200万，不但民间抽大烟，皇室也是如此，皇帝都抽。
于是，到到1838年，鸦片年进口量攀升至40,000箱。
到了这个地步，满清已经形成了全民吸毒的形势，想要禁毒难度极大。
这完全是统治者对于毒品无知造成的。
第二，自行种植。
在鸦片战争时代，抽大烟的虽多，但主要还是有几个钱的人。
为啥？
当时鸦片都是进口，没钱是买不起的，价格很高。
然而，满清随后自作聪明的改为自行种植鸦片，以防止白银外流，导致鸦片根本无法控制。
在当年，全国有很多鸦片种植的省份，比如热河、陕西、山西、云贵川都是鸦片种植大省。
以云南、贵州为例，到了民国中期全省到处都是罂粟花，鸦片成为省内支柱经济。
表面上，这似乎减少白银外流，实际上却极大加重了毒品泛滥问题。
因为本土的鸦片很便宜，尤其是质量较差的贵州、热河这些地方的鸦片，连基层出苦力的也能够买得起。
而且，这些鸦片种植产地的烟农，几乎人人抽大烟。
结果是，国内城市人口吸毒量剧增，农民烟农常年吸毒到三四十岁就失去劳动力，只能依靠妇女劳动。
第三，以贩养政府。
政府将鸦片税收看得很高，类似于今天烟草税。
据说在一次政府讨论禁烟的会议上，烟草局长拍了桌子：你们别说什么禁烟。你们工资里面十分之一，就是香烟的税。
道理就是这样。
因为鸦片的税收高昂，成为政府重要财政来源，就给以纵容。
清朝和民国时期，鸦片问题是很严重的。比如四川省，社会上稍微有些身份的人几乎都抽大烟，甚至成为社会交际方式。
朱德总司令做军阀的时候也抽大烟，后来下决心戒掉了。
┆✜从清朝到民国，鸦片为何如此猖獗？
1924年10月，应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之邀，舒新城溯江而上，到成都出任该校教育学教授。在《蜀游心影》中，作者记述从宜昌到重庆的旅途中，“统舱与房舱中烟氲如雾，透亮的电光中竟不辨人影。鸦片与纸烟的混合气味更令人头晕欲呕。”因吸食鸦片的人多，奉节水埠还设置了烟馆、专门为瘾客服务的烟船。有人吸食鸦片，就有人买卖鸦片，石家沱小市镇“有卖熟膏（鸦片烟）者”；岸上岸下，“细察其交易情形，由船上取出者为米麦等粮食品，岸上交下者除少数现金外，均为鸦片烟。”
四川大恶霸刘文彩的生活极其奢侈、糜烂。他吸鸦片的烟具都是用象牙、金、玉等制成的。这是他用的部分烟具
“屏绝恶习，共做新民”
鉴于鸦片的巨大危害，1906年9月，清廷就颁发“禁烟上谕”，宣称在“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不过，当时清廷气数已尽，再加之鸦片在中国已弛禁半个多世纪，当时的新政、海军、警政、办学等等的经费中都有鸦片税收的成分。所以骤然禁烟不仅未能挽救清政府，反而大大加剧了财政上的危机，还没等戒除“鸦片瘾”，清朝就灭亡了。
辛亥革命后，1912年3月2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大总统令禁烟文》，特别指出鸦片之害甚于“敌国外患”，要求吸毒者“屏绝恶习，共做新民，永雪东亚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参议院法》，针对中国烟毒泛滥的国情，规定吸食鸦片者不得为参议员。在以后颁布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省议会议员选举法》中，也规定吸食鸦片者不得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图为写有“不可举吸食鸦片之人为选民代表”的投票证
民初禁烟前后不过6年，效果明显，“据各省区陆续报告，已绝根株，内务部另派专员，会同外人往各地查勘，旋经先后呈报一律肃清，中外翕然，认收实效。”安徽都督柏文蔚针对安庆地区烟毒泛滥的情况，公布了禁烟简章11条。为表示禁烟决心，柏文蔚将没收英国商船私运的27箱烟土堆放在都督府门前焚烧，有激动者高呼此举是第二次“虎门销烟”。事后，孙中山途经安庆，在欢迎会上兴高采烈地对柏文蔚说：“禁烟事办理最认真者莫如贵省，如贵都督前日焚烧鸦片，办理的也颇得法，贵省禁烟办法，实可为各省模范！”
1912年5月，京师警察厅发出通告，限全市土膏店在5月16日之前停业。在山西，阎锡山将禁烟作为他大力推行的“六政三事”的重点，在各村搞起了戒烟会。1912年8、9月间，陕西军政当局连续颁布《大都督发布禁种烟苗告示条例》和《大都督令各属知照分派军队严行禁种鸦片文》等，并设禁烟督办，选派专员，严行禁种。陕军第一师师长张云山为产烟最盛之西路禁烟督办，亲自出巡各地，抬着铜铡，每到一镇，召集当地居民宣示政府禁种鸦片的决心和办法，还要铡下几个人头挂起示众。
罂粟
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一向种烟最盛，都督唐继尧迫于中央的压力，也制定了禁绝烟苗条例和巡视铲烟规则，责令部下劝导农民不要种植罂粟，一旦发现烟苗立即铲除。如果地方官发现有人种罂粟，可将种户枪毙，烟地没收充公。
“名曰查禁私烟，实为督销洋烟”
不过，在禁烟过程中，趁机贪赃私贩、知法犯法者仍难禁绝。据报载，山西陆军辎重营少校唐复兴退伍后不务正业，私养护勇，执同州某军官护照，骑马持枪，在山陕沿河一带包运烟土，所过关津无人敢于查阻。还有一些地方，实际上也没有完整地全面地厉行禁烟。如1914年甘肃都督张广建控制下的禁烟总局只禁种植鸦片而不禁贩运、出售和吸食鸦片。即使一度严厉禁烟的省份，也出现反复。
据曾在陕西新军任职的张钫回忆，张云山虽然抬着铜铡严厉禁烟，但在执行上他又订出不少办法：种烟愿受罚者不铡，认错铲烟者不铡，缴存土者不铡，各县士绅集众公献存土者奖等等。当时社会有民谣说：“铜铡禁烟，覆地翻天；烟土一交，烟散云消。”张云山借此发了不少财。1914年，陆建章入陕任陕西都督，张云山为了固位保财，给陆送上凤酒两大篓（每篓百斤），篓内都是净烟熟膏。陆就任后，借陕省贫瘠，财政收入不敷军费开支为理由，申请暂行维持“寓禁于征”的办法，得到袁的默许。陆督陕3年，光鸦片一项，传言就收入达数千万元。后被陕人逐离西安时，外运箱笼行李达数百件之多，虽部分被劫，但赃款现银早已汇存京津了。
曾任陕军第一师师长的张云山。他亲自出巡各地，抬着铜铡，宣示政府禁种鸦片的决心，不过也有人揭露，他借禁烟发了不少财
1919年1月17日，在社会各界代表的注视下，上海浦东陆家嘴的一座焚烧炉燃起团团浓烟，随后烧了三天三夜。浦东焚土被视为民国禁烟运动的一个标志，更被看作中国“鸦片合法贸易史可资纪念的最后一页”，似乎在表明北洋政府反对鸦片贸易的决心。
浦东焚土。1919年1月17日，上海浦东陆家嘴的一座焚烧炉燃起团团浓烟，随后烧了三天三夜。浦东焚土被视为民国禁烟运动的一个标志，更被看作中国“鸦片合法贸易史可资纪念的最后一页”
“凡军队驻防处，即有鸦片种植”
经过清末和民国之初的烟禁，禁烟思想深入人心，禁烟的名义在军阀统治时期仍得以保留，军阀们大多不敢公然与社会舆论对立，于是抬出“寓禁于征”的招牌，以禁烟为名义，达到敛财的目的。为逃避指责，较早弛禁鸦片的军阀大多采取掩耳盗铃的方法，如贵州军阀刘显世开弛烟禁，劝民种烟便未敢公开行文饬令各县，而是由省议会的议员到基层传达弛禁密令，宣传种烟，并向农民兜售烟种。议员每到一县，便将密令交县知事细阅，然后收回带走。向农民宣传种烟，也是口头宣传，并不见诸文字。弛禁一时爽，各地军阀纷起效尤，鸦片种植越来越毫无顾忌。
1924-1927年，正在切开鸦片的人们。1917年护法战争结束后，四川被大小军阀分割，陷入分裂混战状态，军阀为筹措军费，鼓励甚至勒令农民种植鸦片，从中抽取巨额烟税，导致烟毒泛滥成灾
川军四师杨春芳部1923年驻防纳溪时，亲自派员下乡令保甲长传锣晓喻，挨户开导，并向农民保证由军队提供保护，种烟多者由县府予以奖励。在四川，农民缺乏烟种，军阀便从别处运来，散发给农民；农民缺乏种植资金，军阀也可以提供贷款，待收烟时以烟土折还本利；农民怕种烟不保险，军阀可以提供保护。对于不愿种烟的农民，军阀便采取种种迫种的方法。四川军阀对不种烟的农民加倍征收田赋。农民种粮而不种烟，则种粮一年须完纳三年粮税，而种烟者只需完纳当年的税；第二年仍不种烟，便须完纳五年粮税；到第三年仍不种烟，就要完纳七年粮税。1923年川军第一军喻华炜师驻三台县时命令农民种烟，农民拒种，便被预征了三年粮税；同时，向不种烟者科以“懒捐”。
江边，运送鸦片的小船
在军阀的诱劝逼迫之下，全国鸦片种植面积急剧扩大。据中华国民拒毒会1925年的调查，全国各省之中，坚持禁种鸦片的只有吉林和山西二省，其余各省无不放任种烟，或公然弛禁，或明禁暗弛，藉以抽收捐税。军队成为鸦片种植最有力的推行者，“凡有军队驻防之处，即有鸦片种植”。各地军阀的主要收入不是田赋，而是鸦片烟税。军阀混战取胜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饷，而军饷的来源又主要在于鸦片税收。民国要员唐绍仪在上海中华国民拒毒会上发表演讲指出：“民国十四年来数次战争均为了鸦片，故可称为十四年之鸦片战争。”还有人评价北洋军阀混战说：“鸦片战争是中英两国的国际战争，而中国十数年军阀混战，也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在国内的继续和扩大。”
据有关资料统计，1929至1933年间，中国的罂粟种植面积约8000万亩，其中陕西、甘肃、云南和四川为四大鸦片产区。在东北、西北、西南诸派军阀部队中，鸦片往往作为军饷发放。云南贵州一带的军队把吸食鸦片放在与吃饭、带枪同等地位，号称“双枪兵”(一杆步枪，一杆烟枪)，战争胜负竟然受鸦片左右。
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清末民初所取得的禁烟成果早已荡然无存。虽然北京中央政府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一直未敢开放烟禁，并继续下过一些禁烟令，但是，由于中国已陷入四分五裂状态，一方面中央的命令不能通行于地方，另一方面混战不休的军阀只顾私利、无视道德法律。因此，烟祸重新泛滥于中国，比禁烟运动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一阶段，由中央政府组织全面禁烟的局面已经很难看到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禁毒力量。由于军饷与鸦片烟税的关系、缺乏全国统一禁毒行动等原因，无法最终坚持，基本形成不了气候。
“左手督察处，右手农民银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遵从孙中山的禁烟遗训，设置了“禁烟委员会”。1928年11月，在全国第三次禁烟会议上，蒋介石亲自到会发表训词：“禁烟一事，事关国家社会及民族生存，禁烟委员会务须雷厉风行，破除情面，实地去做。应先从中央着手，如在政府内有任何人敢于以身试法、吃烟运烟者，中央必铁面无私，严厉处置，绝无宽待。”
1928年7月，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建立于南京，张之江被特派为禁烟委员会主席。接受这一任命以后，张之江效法林则徐，定每年6月3日虎门销烟日为禁烟纪念日，大张旗鼓宣传戒烟，还编了顺口溜，比如“吞云吐雾，葬送青春；倾家荡产，害己损人；回头是岸，劝君猛省”等。上任的次年，张之江就处理了一件棘手的鸦片走私案。当时，一艘小火轮由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员押送从四川开往上海，途经南京，当海关人员去查询时，押运士兵态度蛮横。执法人员不服气，便会同禁烟委员会稽查处一同去检查。押送人员及士兵被迫接受检查，五百斤烟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海关和稽查处继续追问，他们不得不交出淞沪警备司令部公函。公函写明这批货物系由四川省主席杨森托运，请沿途军警惠予方便准其通行。稽查处一看不敢拖延，迅速将此情况向张之江报告。
张之江立即下令：船只扣留，士兵、押运人员看管起来，烟土没收。扣留期间，不少中央大员纷纷来电来人说情，张均置之不理。为避免夜长梦多，他采取紧急措施，仿效林则徐虎门销烟办法，在长江口岸边挖好大池，将石灰放在里面，再倒入查获的鸦片，焚烧殆尽，冲入江中。南京市为之震动，大快人心。张之江也被称为“第二个林则徐”。
1909年2月1日，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在上海外滩汇中饭店召开，史称“万国禁烟会”。来自中美等13个国家的41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禁烟大计。图为万国禁烟会会址
蒋介石把禁烟大权，尽收于军事委员会控制之下。一切收支，国民政府财政部不能过问，只能听命于他。禁烟机构不受立法、行政、司法各部门的限制，成了一套特殊机构。另外，实行鸦片公卖。由禁烟督察处对鸦片实行统制运销，官收官运，只许公运，不许私运。由农民银行垫款，公栈收买，公栈再按定价分销各地的“官膏庄”“烟土行”，再向市人销售。
公卖鸦片所得的款项，全部归入中国农民银行。一手创建中国农民银行的蒋介石对该行一手掌握，从总经理到办事处主任都由蒋亲自指派，并自任理事长，是蒋的“御用”钱袋。禁烟督察处设到哪里，农民银行就开到哪里，经营鸦片抵押、贷款和折兑现金业务，一时人称“鸦片银行”。当年曾是蒋介石禁政要员的肖觉天后来写道：蒋介石“左手拿着督察处，右手拿着农民银行，取之不尽，用之不绝”。
“沪土案”办成“糊涂案”
在禁烟会议余温尚未褪去之时，决心禁烟的国民政府就被“沪土案”打脸。1928年11月中旬，从汉口驶来的“江安”轮停靠上海南码头后，有一小火轮由持枪军人护送驶靠“江安”轮，搬运一批烟土，正上岸装车之际，被警方拦阻检查，并要将人赃带去警局接受审查。可当时军方人多势众，反将巡长与警察带上车拘禁。公安局长戴石浮向南京最高当局求救。张之江作为禁烟委员会主席，率办事人员抵沪查办。在回南京复命之前，他在上海站会见新闻记者，在回答提问时，认为“公安局在理由上占上风”。各方记者和群众闻此答复掌声雷动。但张回南京后才预料案件之复杂程度，不由得感慨“我太难了”，不久即传出“张之江辞职”的消息和国民政府发出《慰留张之江》的文告。
这起案件真相始终未公开，烟土下落不明，最终也只是处理了几个“苍蝇”了事。王建美、王建士、吴秋生等几名船员帮同贩烟，各处徒刑一年零八个月，处罚金五百，陶永昌为窃盗，罚徒刑一年，其余十名皆无罪释放。“沪土案”最终以“糊涂案”“葫芦案”而告终。
张之江，西北军著名将领。1928年7月，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建立于南京，张之江被特派为禁烟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蒋介石宣布开始实施“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与此同时军委会还公布了《禁烟实施办法》和《禁毒实施办法》作为推行计划的准则。同年10月，又公布《禁烟治罪暂行条例》，规定“贩卖鸦片者，处无期徒刑，或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三千元以下罚金。其数量在五百两以上者，处死刑”。
“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中，南京市举行戒烟宣传活动，呼吁民众戒食鸦片
相比于以往的禁烟运动，这场“两年禁毒，六年禁烟”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如火如荼的民间宣传和运动。各省纷纷成立禁烟会，设立“禁烟日”，各地的报纸、杂志、广播也轮番刊登、播出禁烟禁毒的文章和广告。汽车、火车、轮船上还常常悬挂禁毒标语，比如“吸食烈性毒品的人，赶快自动戒绝，免除死刑！”“吸食烈性毒品的人，给政府捉到了一律枪毙！”等等。许多市民自发上街游行，到广场演出禁毒话剧。上海的禁烟宣传队还专门在晚上提灯“扫街”，宣传吸食毒品的危害。当时日本的侵略魔爪已伸向中华大地，“烟毒一日不解决，国家必一日不可救药”等慷慨激昂的口号响彻全国。
1938年6月22日，湖北汉口，公开烧毁被没收的毒品
1947年，民国政府收缴的毒品和烟具
这场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禁烟禁毒运动，最初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国民政府派出国民党大员到腹地省份督导，封闭烟馆、抓捕烟民和走私者。不仅对种、运、售、吸食鸦片者处以严刑，还建立了各级禁烟机构和禁烟医院。但国民政府“借烟生利”的“毒瘾”仍未根治。禁烟总处巧立名目将烟土命名为“戒烟药料”，烟膏则称之为“戒烟药膏”，鸦片专卖所为“戒烟药料专卖所”，烟税则叫“特税”，继续明目张胆公卖鸦片。反映了政府既想获得经济效益，又想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的想法。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占领区推行毒化政策，毒品流害再次卷土重来。
抗战胜利后，南京当局虽重提禁烟，但内战战火很快燃起，禁烟的文告和口号多流于形式，实际行动已微乎其微。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鸦片这个大毒瘤方得以扫除，过去一百多年遍地是吸毒“骷髅”的现象才终于成为历史。
▤▭从清朝到民国，鸦片为何如此猖獗？
巨大的利益
这个有句话，杀头的买卖有人抢，赔本的生意没人做。
为何会如此猖獗，最重要的原因，这是一个暴利行业。
正因为其拥有巨大的利益，才会出现这个局面。
如果鸦片是赔本买卖，那么绝对会很快销声匿迹。
⇓▿从清朝到民国，鸦片为何如此猖獗？
清代后期，社会走下坡路，人人自危，也没什么发展，西方看到了清政府无能后，用鸟枪打败了清朝意志，又用鸦片在麻痹老百姓，官场腐败人与西方列强一拍即合，鸦片既丧失人的意志，正合腐官的愿望，也大肆捞银，整个社会在摇愰中凑合存在，西方资本趁机大捞白银。
≝⇗从清朝到民国，鸦片为何如此猖獗？
方圆论坛在线
鸦片并不是从清朝时期才传入中国的。早在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而三国时期名医华佗制成的麻醉剂其原材料就是大麻和鸦片。当然以上这些传言并没有史料记载。当时所谓的鸦片和清朝时期的鸦片究竟有何不同，是不是一种东西我们也不得而知。直到公元667年，也就是唐乾封二年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鸦片进口的记录。当时从阿拉伯传到唐朝的鸦片被称为“阿芙蓉”。而在宋朝时期，当时的朝廷第一次对鸦片进行的命名。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释。
明朝崇祯年间，荷兰人已经开始了拓海开辟新殖民地的行动了。当时荷兰人把烟草运到中国谋利。中国第一个烟民就出现在崇祯年间。当时的人们把吸烟当初当成了一项爱好，吸烟的人迅速开始扩张，因为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所以烟草的普及引起了崇祯皇帝的惊慌。崇祯皇帝甚至一度下令禁烟。虽然崇祯皇帝看到了烟草以及鸦片的危害。但也无济于事了。毕竟他的祖先才是传播甚至享受鸦片的主要群体。
《大明会典》记载了当初亚洲藩属国给明皇室进贡鸦片的事。据称暹罗、爪哇、孟加拉国王定期向中国派出朝贡使团，贡品中就有鸦片，不过《大明会典》把它叫做“乌香”。暹罗每次给皇帝进贡200斤，皇后100斤，其他两个国家进贡的数量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这个数量并不能满足皇室的需要，皇帝还要派出太监到处寻觅采购鸦片，而当时的鸦片价格与同等重量的黄金同价。相传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他在宫中吸食的福寿膏实际上就是鸦片。1958年，定陵被挖掘后，科学家对万历皇帝的尸体进行化验，也发现他的骨头中含有吗啡成分。
时间到了清朝时期，由于一直以来清朝通过对外出口精美的陶瓷，华丽的丝绸换取了世界大量的财富被西方国家仇视。晚清时期由于满清闭关锁国等原因，导致清朝的发展裹足不前。清朝开始追见落后于世界。而当时西方国家逐渐强大开始主导世界的支配权。西方国家为了逆转西方世界对中贸易逆差，并且从中国掠夺财富，所以开始大量倾销鸦片到中国。西方人很清楚鸦片的危害。所以他们在掠夺财富的同时也在用鸦片一步步蚕食中国人的精气神。其结果就是满清政府越来越势弱。清政府无法禁止鸦片、亦无法限制鸦片使用。
直到民国时期国家贫弱，各地军阀混战。当时的鸦片甚至成为了军饷或者各军阀的经济来源。当时很多南方军阀甚至还主动种植鸦片以供采购武器装备。很多军阀的部队都号称“双枪兵”。所谓双枪兵就是一杆步枪，一杆烟枪。当时由于国家没有实现统一。所以各军阀为了地盘和权利所争斗不休。军阀除了收税就只能靠贩卖鸦片提供军用。这就导致民国时期鸦片依旧泛滥，屡禁不止。直到后来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禁止鸦片才使得鸦片退出了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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