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历代帝王很少把国都定在南方?
▍为何历代帝王很少把国都定在南方?
因为在北方,生存条件更好,比较容易利于国家的统治。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黄河,一大半的文明都是在黄河流域,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原大地才是最正统的地方,其他的都是蛮荒之地。首先从地理环境来说,当时的黄河流域还没有大规模的黄沙,水土流失没这么严重,因而对华北平原来说,对人们的生活十分有利。可是南方就不一样了,雨水多,这样导致的蚊虫也多,那疾病的流行相对于北方来说,也是较多的,但当时的医疗条件低下,发烧感冒都能病死的年代,南方显然来说并不宜居。
人口决定了地方发展,统治阶级也在人口集中的地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南迁是在靖康之变以后,为了躲避蒙古人的金戈铁马,只能逃亡南方,还有四川盆地,可是蜀道难,那么相对落后的南方,就成了人民的首选了。在皇权不下乡的古代,统治阶级为了对抗氏族,耗费了大量的心力,那些已经发展了千年的氏族,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皇家统治。为了便于统治整个国家,帝王们只能把国都放在北方,用国家机器来一点点推进,消磨那些千年流传下来的氏族。
在武则天之后,氏族的力量在北方是几乎被干掉了,可是南方,还是存在很多。只不过没有像五姓七望那么大的影响力了。但是千百年来,在北方形成的文明,已经造成了这种仕宦文化,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北方的人们都在积极做官,相反的南方,因为水系的发达,交通在当时没有那么的便利,那种小桥流水的,重在享受生活。因为雨水的充足,对于农作物来说,相对比北方的产量好。
▍为何历代帝王很少把国都定在南方?
究其人类的发展,最初都是依赖于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
在远古时期,随着地壳运动和气候的变化,远古人类在中国才逐渐繁衍。其后,又随着农业的出现,人类才过上了定居生活,人口数量才渐渐扩大,这才有了部落和城市。所以,文明的曙光出现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而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正是这样的地方,所以,部落联盟的核心部落多聚集于此。我国的第一个朝代——夏朝是颛顼部落的一个支裔。《世本·居篇》有“禹居阳城”之说,阳城在今豫西登封。后又有记载夏族的活动地点在晋南一带。至于商朝的重要国都亳城和殷(今河南安阳),东周的镐京、西周的洛阳也都是因为这些城市处于黄淮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又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故古代的帝王选择建都于此。同时期的南方地区,多山川河流,各部落间的交流受到阻隔,部落联盟的实力发展相对没有北方成熟。再者,除长江流域之外的地区农业发展的条件恶劣,生产力低下,人口繁衍能力相对较弱,北方多称之为“蛮夷之地”,可见发展之落后。故其后的朝代除了分裂割据时代的地方政权,统一的王朝皇帝受文明起源和历史文化积淀多会选择发展更为成熟的北方。
那么,随着南方的开发,为什么还是不见历史上的国都定在南方呢?我国历史上南方开发的契机是北人南迁。西晋时的八王之乱使得北方地区破坏严重,大量人口南迁为南方带去了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工具,南方开始得到发展。而从唐末开始南宋完成的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南方的经济水平最终超过了北方。南朝时的四个朝代的都城和南宋的都城在南方多少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但影响国都选择的因素中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占更为重要的地位。元朝统一后,选择北京作为首都,是因为北京的位置更有利于管理广大的疆土。明朝本定都南京,又迁都北京,一是出于北京重要的军事位置、“天子守国门”的政治宣扬和对北方领土更好的守护,二是为了摆脱建文帝的政治影响,重建班底。清朝选择北京是受前代文化与政治影响,以及中和了本民族的利益和文化习俗的产物。综上,就经济方面,南方的实力超过北方,饭北方的城市也多是老牌城市,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政治方面,北方的城市政治遗产较多,在早期多为都城;就军事方面,北方的城市多是抵抗外族侵略的重要军事关隘;就文化思想方面,古人受“天下居中”思想影响较深。故古代帝王综合种种因素多选择在北方建都。
▍为何历代帝王很少把国都定在南方?
从各朝各代的发展和兴盛衰弱来看。北方地势较高,传统观念上,是中国龙脉汇聚之地。
中国古代历史上建都城一般是有山有水,易守难攻,有险可守是很重要的,例如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在应天(今南京)建都,就是认为应天有长江天险,历来都是北方游牧部落最头疼的问题,因为他们擅长骑兵,南方大山,大河,多不宜攻克,并且皇帝建都,都派朝中最擅长奇门遁甲,天文地理的人,选择有王气,能保帝国永世长存的地方建都。一般各个朝代帝王建都都会考录安全 扩张 交通 水患 漕运 经济 文化 这些重要的因素。安全 中原王朝主要威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看上去似乎南部更安全,其实不然,中国地形北高南低,北方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冷兵器时代地理因素及其重要,即使现代战争地形地势仍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靠江河作为屏障很难抵御北方进攻。
北方地势较高,传统观念上,是中国龙脉汇聚之地;另外,北方的黄河流域是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人杰云集,自古作乱者都是自北方而始,故设都而镇之。再加上当朝皇帝皆为北方人,为免水土不服,所以不管从战术上考虑,还是从战略上考虑,在北建都都是最佳方案。
古代冷兵器时代打仗常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原王朝从南方运粮到北方边境的花销太巨大了。而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发动的战争的成本却低得离谱,长此以往中原王朝势必会被战争拖垮。迁移到南方,否则要想保住黄河流域,就必须将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北移,否则以当时的交通条件,难以有效应对北方战事,因此要保住中原王朝,就需要至少保住甘肃-山西-燕京-山海关长城一线(一个例子就是唐末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后,整个宋朝虽然经济繁荣,但面对辽、金始终处于被动防守态势,最终被逼南迁后灭亡)为了保住这条防线,都城就不能太靠南。历史上凡是强大的王朝都是向北发展,最明显的对比就是南宋迁都杭州而朱棣却迁都北京。交通中国南方水网密布,虽然水运便利,但是修路反而不方便,总不能主要交通都依赖于水运吧,而且南方开发较晚,交通不如北方便利。 蜀中、山西等地虽也各有优势,但交通问题不利于定都。水患都城不能离水太远,要保证漕运和大量人口的用水、灌溉,但也要防水患,如开封就是由于水患严重,宋以后既不在此定都了。漕运都城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周围必然人口密集,要想满足这些人口的生活需要,同时为了应付全国物资调配(战争、赈灾等)必须借助便利的漕运。
北方,特别是华夏是开发最早、古时最兴隆的本地,在以前,不管经济、文明都是最兴隆的,得华夏者得全国,故有逐鹿华夏之说,长安洛阳两都自古都是正统王朝的标志。而南边开发较晚,虽然三国吴时有所开发,晋代过江也推进南边打开,但真实得到昌盛打开的是宋代。 所以,南边很难有很厚的政治经济基础和很深的文明堆积,来作为一国政治文明基地,不过话有说回来,南京也是多朝的首都,素有“六朝古都”之称。 当然,从风水地舆方面来讲,南边好像也少一些气量。我们都知道,古代把南视为至尊,而把北标志为失利、屈服。宫廷和庙宇都面朝向正南,帝王的坐位也都是坐北朝南,当上皇帝就称“南面称尊”;打了败仗、屈服他人“失利”、“北面称臣”。中国历代华夏王朝首要敌人大多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例如秦汉期间的匈奴,隋唐期间的突厥,五代宋明期间的契丹金和蒙古等。你们想想,假设定都南边,不利于对北方的操控,交兵时军力分配、无资运送都对比不方便。
▍为何历代帝王很少把国都定在南方?
主要受气候、自然条件的局限,南方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气温高,还有瘴气,蚊虰虫咬,生存环境恶劣,旱涝交替,自然灾害频发。当时的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不法改变自然,形成了蛮荒之地。居住人口有限,成为了历朝历代被贬官员的流放之地。历代帝王之所以选择把都城建在北方,主要是中原和八百里秦川是平原地带,地理位置优越,开发较早,人口集中,交通方便,气候温和,适合人居住。尽管由于战乱,有一部份人南迁,成为了客家人,但仍然改变不了南方落后于北方的事实。不过,在南方的江南地区曾经也建过都城,如南京、杭州。可都是小朝廷,偏安一隅,时间都比较短暂,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帝国。
▍为何历代帝王很少把国都定在南方?
清华战国简《保训》
“为何历代帝王很少把国都定在南方?”
这的确是不争的史实——除了东晋、南宋和南明小朝廷,好像没有哪个“朝代”的帝王定都南方——东晋、南宋和南明,也都是被“五胡”和其他游牧民族打去的南方。
有人说,这与经济发展有关。
这个说法大概站不住脚。秦汉之后的南方已很发达,且本就是鱼米之乡,怎么能说不发达呢!
个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从上古时期,先民通过观象授时,已经形成了“居中而治,自邑告命”的传统,这是“祖训”,只要某个朝代想争得“正统”,就必定定都于“天下之中”的北方。
《论语·尧曰》追述尧舜禹之禅让,有以下记载——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保训》,更详细地记录了与上述这段话相关所发生的事情。
尧,是史籍记载中的第一位观象授时的帝王。《尚书·尧典》记录了他命羲、和二臣,也就是传说中的伏羲与女娲,“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这个过程,也就是“立杆侧影”,由此确定“四时”和“四方”,将时空统一于一体。
可知,“立杆侧影”这种天文实践,最早是掌握在类于“部落酋长”或“部落联盟首领”手中的“特权”。这就使逐渐形成的“王权”,与天文实践之间构成了自然联系——谁掌握了天文实践的主导权,谁就可以代表“上天”“天帝”而统治天下。
《保训》中,记述了“舜求地中”,也就是“立杆侧影”、观象授时的活动。所以,帝尧才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或曰,帝尧不一定心甘情愿地禅让帝位于舜,只是舜自己实现了通过“立杆侧影”而测定“地中”的“实验”,帝尧不得不让位于他。
《保训》,还讲述了上甲微“调地中”的故事,以说明商代夏也是不可违拗的事情。
周文王在《保训》中训导其太子发,也就是后来的武王,说你一定要牢记上古贤王传下来的“居中而治”这一重要的“政治观”。
于是,周武王克殷后,何尊铭文记载说——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庭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
《说文·戈部》:“域,或,又从土。”“中或”,即“中域”“中土”“中国”,也即“中原的天地之中”。
《尚书·召诰》云——
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
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准备实现武王遗愿,营建洛邑作为“东都”,于是他在成王五年亲临洛邑,发布了这篇《召诰》。
这里面所讲“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皆继承和反映了文王在《保训》中的“居中而治,自邑告命”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
(帝尧)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
尧舜禹,再到周文王周武王,都把“居中而治,自邑告命”看得极其重要。后来想成为“正统”的帝王,又怎么能不把都城,建在属于“地中”的北方呢!
《孟子·万章上》也讲到了这一传承——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狱讼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这就是“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之“秘诀”,也是历代帝王定都北方“地中”的根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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