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一块大洋抵现在多少人民币？
▍民国初期一块大洋抵现在多少人民币？
我爷爷的二哥帮地主打长工，每个月工资一块银元，抵现在多少钱自己去比较吧！有些人啰嗦半天，还搞了一肚子水鼓帐，显示一下大有学问。
▍民国初期一块大洋抵现在多少人民币？
民国的钱币换算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据当时的物价来做对比，而参考的商品最好的就是百姓通用的吃穿等物品。
那么，知道了对比的商品后，还要根据年代的商品价格为例。
1872年时，白米每旧石为2.7银元，计算大米的容量单位为1旧石=160旧斤=177.7市斤。也就是说当时每斤白米为1.5分银元，这时候的一块大洋折合人民币为一百多块。
1901年时，白米每旧石为4银元，也就是每斤为2.2分钱，这时期的一块银元大概为今天70元左右。
1911年-1919年，米价涨幅不大，当时每旧石为6银元，也就是每斤米是3.4分钱。1银元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猪肉每斤只要1角2分，1银元可以买8斤猪肉。这时的一银元相比现在人民币为40-50元。
1920-1925年，上海米价到了每市石9.5银元，1市斤=160市斤，也就是每斤大米要5分多钱，1银元买18斤大米；猪肉每斤为1角4分左右。这时候的1银元折合人民币为35-40元左右。
1926-1936年，米价每市石需要10.2银元，每市斤为6分多。1银元可以买16斤大米；猪肉每斤为2角左右。这时的1银元等于人民币30-35左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清末民初时一块大洋的价值概念。虽然当时上海的物价要比北京高出10%左右。
民国初期到后期的物价相差极大
在民国时期，一块大洋可以请吃西餐；可以买20张公元门票；可以买10张演出入场券，而报纸这些，一份只要3分钱，一块银元就可以包月。
据资料记载，清末民初时五块银元就可以买一头水牛，一块银元可以买一担大米，到民国后期一银元是一担谷。
根据清末时期银子的换算，当时一块银元等于0.8-0.9两银子，以这个价格兑换现在实物的话，那一两银子就100元以上，民国初期时约等于250元。
我们可以按当时鲁迅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授时的工资300大洋来算，相当于现在至少3玩人民币，而当时一般工人的工资也就5-10个大洋，蔡锷将军当云南总督时月薪也才65个大洋。
以民国初期的物价推算，当时的一块大洋价值约等于今天的250元，而到中后期时的价值就没有这么高了，只能值现在的100元人民币。
▍民国初期一块大洋抵现在多少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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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银元的概况
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铸成的，上面有一只“鹰”，所以又称为“鹰洋”，因是外洋运来的，文人笔下称为“番饼”，民间称作“洋钿”。一部分文人甚至把一块钱称作“番佛一尊”。足见当时一般人对银元的重视和膜拜。
鹰洋在清朝时已普遍流行，大清帝国在光绪年间大量铸造了多种银元，上面有一条龙，称为“龙洋”。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秉政，又铸造了一种银元，上面有很大一个袁世凯的头像，所以后来民间将这种银元称为“袁大头”，简称“大头”。上述数种银元，在同一时期等价使用。
银元之下，还有两种辅币，第一级是“银角子”，南方称为“毫子”；第二级是“铜元”，俗称“铜板”。这两种辅币，并不是十进制，是要跟着银价铜价的上落而定，所以又称“小洋"，兑换店天天有市价牌子挂出，一元能换铜板多少?
那时市价没有多大上落，银元一枚，约可换铜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白银七钱三分的银元已很重，要是有一百银元的交易，重量即达七十三两，这是不可能带在身边的，因此市面上大宗交易，都用钱庄的庄票，后来钞票也通行起来了。
可是银行与钱庄的库存，仍以白银为本位。一切用银元作为流动品，往来结算只是使用银元，所以每天一清早在银行钱庄荟集之区，可以见到行庄的老司务(即工役)背上负着一个黄藤笆斗，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里面盛着银元，互相递解。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框厚木箱解款，钞票就没有这种麻烦。
好在解银元的木箱既笨又重，必须两人才抬得动，抢劫是不可能的，况且那时治安良好，在银行和钱庄区的警卫也极严密，盗劫绝少发生，抢笆斗的事十数年中偶或有之，劫银箱的事简直不曾听见过。
银元放在身边，锵锵有声，而且白花花的色泽更是炫眼，所以旧时个人携带大量银元容易发生事故，俗语所谓“财不露白”，“白”字旧时指银元宝或白银而言，后来即指白银制成的银元而言。
钞票轻而易于携带，不会惹人注目，于是钞票的通行越来越旺，使用大量银元的机会日渐减少，大抵十元以下的往来，都用银元，十元以上的则用钞票。钞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四种。
由于银元是九八纯银铸成，仅百分之二是其他金属，所以硬度比百分之百的纯银还要硬。当时银元也有假的，是掺和铜质或铅质制成的，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的方法，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真的锵锵有声，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
还有一种含铜质极少的假银元，只要以两手指夹在银元中心，用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真的银元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殷”一般的银笛声，假的就没有。银钱业的从业员，在年少学业时，就要练习辨认银色和各种版样，以及辨别响声。
银元越出越多，版样名称约有二十多种，辨别大批银元的真假，要敏捷。要是不懂得这些技术，就会吃进“夹铜洋钿”，令人懊丧不已。
银元的排列安放，有一定的规格，有一块木板叫做“银元板”，是一块板上雕出十行半圆形的凹穴，每一行可以放五十元，二十行就是一千元，这是银行钱庄和大商行中所必备的工具。
点数银元又有一种方法，是凭两只手，右手只拿一块银元，左手拿成叠银元。左手指陆陆续续把银元推出，右手就循次一块一块地敲响银元的边，一面敲一面听，听到声音不好的，即刻把那一块钱剔出，于是再敲再数，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唱着数下去，一百块钱，不到一分钟，就把鉴别的工作做好了。
二、民国初期的银元
辛亥革命以后，清朝政府灭亡，成立了中华民国；但是民国初年的银元流通状况更加混乱，除了外国的各种洋钱(如鹰洋、站人洋、本洋、日本龙洋等)继续上市之外，还有清朝末年北洋造币总厂和地方各省发行的各种龙洋，以及民国元年铸造的孙中山半身侧面像开国纪念币、四川军政府发行的“汉”字银元等，达到十几种之多。由于这些银元种类繁杂、成色不一，有的甚至相差一成左右，所以价格也有高低的差别
。按照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上海银钱业所开的价目，标准以成色最好的鹰洋为主，为1；南方各省龙洋减少0.15‰至0.25‰，北洋造币总厂的龙洋减少0.5‰。至于东北奉天、吉林、东三省、四川等地的银元，因为成色差，钱庄素不通用，即便使用也必须加以重大贴水，减少百分之一至二。
这样，钱庄、兑换业就利用这种混乱情况，操纵银元的市价，买进卖出，从中抬高或压低价格，获取暴利，给人民带来了危害。同时，对中外贸易的开展、国家财务赋税的收入也造成了麻烦。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呼吁下，北洋军阀政府在民国三年(1914年)颁布了一项国币条例，整顿和统一银元的发行使用，规定铸造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种银币，以一元的为主。这种新铸造的银元正面是袁世凯的侧面头像和铸造的年份，背面是“一元”两字和嘉禾纹饰，俗称“袁头币”、“袁大头”、“大头”。规定每枚重七钱二分，成分为银90%，铜10%；后改为银占89%。
同时还宣布一切税收和财政收支都要用国币，不用外国钞票和生银两。在少数民族地区准许使用旧银币、铜元和制钱等等，但都要照市价折合成新银币。
民国四年(1915年)以后，各省又先后仿铸袁头币。这种新银元形式划一，花样新颖，容易识别，成色和重量又能够严守规定，所以发行以后，很快就在全国各地流行开来。它首先在上海取代了龙洋的地位，逐渐和旧主币一外国鹰洋持平。墨西哥改行金本位以后，鹰洋停铸，来源断绝，在我国的流通数量也逐渐减少，有自然消灭的趋势。
只是由于外国银行的干涉，鹰洋还在我国市场上和“大头”并行使用。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界也实行罢市。6月11日，钱业公会通过决议，取消鹰洋等外国银元的行市，只使用国币，至此银元的流通完全统一。这种统一，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的一个进步。
其主要原因，除了“五四”运动的政治影响之外，应该说是新发行的袁头币在形式、重量、成色、数量上都能够满足货币流通的需要，具备了成为银元主币的各种条件。袁头币在袁世凯死后继续铸造和流通。
三、民国初年的物价
民国初年，政权虽然落入北洋军阀手中，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仍利用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宣扬“兴商”、“利民”、“富国”、“实业救国”、“实业计划”的主张，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障资本主义企业的法令；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陷入战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因而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农业生产也比较稳定，以致这一时期的物价总水平虽然有所上涨，但从十多年的较长时间看，与后来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物价波动状况相比，涨速还算是比较缓慢的，但就某些年代或地区看，物价是很乱的。
指数表明，当时我国从南到北，由沿海到内地，物价普遍上涨了，尽管涨速比较缓慢，但给人民生活增加的负担仍然很重。况且这种负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还有许多复杂的轧榨更重。例如乞内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北洋军阀的外债来源减少，乃乞灵于内债。
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年至1927年，共发行27种内债合6.2亿元以上，为清政府整个统治时期实发额的10倍以上。关、盐两税本是北洋军阀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从1917年至1926年两税合计实收16.6亿元。还不能满足军阀政府庞大的消耗需要，各地军阀为了筹措经费，还擅自征收盐的附加税捐。全国盐的正税和附加税，1926年比1923年增加4倍。除盐税以外，还有田赋，并且出现了田赋的预征，四川梓桐1926年竟预征到1957年。
北洋军阀除向人民征收苛捐杂税以外，还滥发货币，其中有一种辅币铜元。随着铜价的下跌，银元兑换铜元的比例，不断增加。北京当时每一银元兑换铜元的平均数如下：
此时各地的大工和小工的日工资，多以铜元结付，由于铜元贬值，加重了人民生活负担。
至于具体物价，我们不妨看看时人的记载：
从前到北平，交通工具只有火车，我们坐的是“蓝钢车”，过了南京，才知道中国之大，实在是大得不得了，火车一共要走三日三夜，每到一个站，站上都有许多小贩摊来兜售土产，一篮篮一包包的东西只要六个铜元至八个铜元，惟有到德州，有一种熏鸡，每只要卖到小洋二角，初时我认为太贵，只想买两只，后来一想，蓝钢车餐厅的大菜，每客要小洋六角，那么不如多买两只，也可以代替一餐，料不到德州熏鸡肉质既肥且嫩，香味浓郁，口颊留香，舌本生甘，简直是从未吃过的珍品。
火车进入山东境内，因为地近枣庄，有一种红枣，色泽鲜红，形如鸡心一般，每一篓卖铜元八枚，我觉得东西虽好，价钱太贵，只要买两篓，那个小贩出取一粒红枣，朝地下一掷，竟然砰然有声，分裂成为二三块，足见这种红枣清脆异常，于是我又多买了两篓。火车一开动，开始吃枣，脆既脆得不得了，甜亦甜得很适度，而且无核的，所以我俩一下子就吃光四篓，代替了一餐，计算起来，比吃大菜又美又廉，可以省了许多钱。
到了北京(那时称北平)火车总站，已有亲友在接车。接触到眼帘的，就是“大前门”的伟大建筑，本来从前上海有一种大前门香烟，就以大前门为标记，但亲历其境一看，就觉得全然不同，这是一庭复式的城楼，高不可攀，伟大无可比拟，自己顿时觉得渺小得很。亲友们为我俩雇了两辆人力车(人力车在上海称为黄包车，在香港称手车，在北平称“胶皮”，意思是这种车轮用树胶橡皮来制的)，那时北平汽车不多，通常都是坐这种“胶皮”来往的。
北平用的货币，虽用钞票，通常还是使用银元，但是他们称它为“大银儿”，银角子称为“小银儿”，铜元叫作“铜子儿”，至于铜钱已近绝迹了。
北方产的水果，集中在北平，品种多得很，按照我那时日记上所记载的，小儿梨每一个铜元二枚，桃子每个铜元一枚，雅儿梨、烟台梨、莱阳梨，每斤只售一角。有一种苹果又熟又甜，每个铜元二枚，又有一种牛奶葡萄和玫瑰葡萄，每斤小洋一角半，是最精致名贵的水果了。
鸡蛋每只铜元一枚，鸭蛋更便宜，但鸽蛋就比较贵，要卖到二个铜元，制成品如北平松化皮蛋，也只卖铜元一枚。还有一种很大的糟蛋，是用鹅蛋做的，放在瓦罐里，两个蛋只卖铜元四枚，蔬菜方面，要比上海便宜到三分之一。
我的几个亲戚都是大学教授，月薪高达八十元，即使家中人多，也是月月有盈余的。
由此可以得知一枚铜元相当于人民币5角-8角，这样一枚银元在民国初年大约相当于70元-110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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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一块大洋抵现在多少人民币？
在很多新文化时期的影视剧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镜头：老板对着打工者大手一挥，傲慢地说“每月五块现大洋，不包吃住”结果打工者便乖乖同意了。这时我们就不理解了：一块大洋是现在的多少人民币呢？一个月就挣这么点，他们够生活吗？别着急，换算一下就明白了。
民国初期一块大洋到底值多少钱？在今天可以换多少人民币？
首先，我们要直接用数学公式的方法来换算1块大洋＝几块人民币，那肯定不太好算，毕竟时代不同，物价也不一样。但是，通过当时的物价来与现在的商品价格进行对比，那就容易多了。
在民国初期，有一块大洋的人家，可以买一担大米，而一头牛的价格则是五块大洋。那么在今天呢？一担大米是100斤，按最普通的2、3块钱的米价来计算，100斤怎么也得300块左右吧？这也就是说，当时一块大洋可抵现在300块人民币的样子。
而一头牛的价格，那就更厉害了，今天一头牛是多少钱？不同的牛不同价格，但几千块总是要的。如果用五块大洋能买一头牛的，那换算下来就更吓人，一块大洋怎么也值现在的600块钱。
当然，这种对比不是太权威，而且随着时代的不同，民国初期大洋的价值与后期也不相同。因为有数据显示，到民国后期，一块大洋也就只能买一担谷子了。可见，大洋在民国初期的存在是极具价值的。
由此可见，当一个工人一个月可以拿五块大洋的时候，价格还是蛮公道的，毕竟现在我们有的工人一个月也挣不了一头牛钱。
不过，这不代表所有民国时期人员的收入。鲁迅是大家都认识的吧？据说当年鲁迅先生在北京教学的时候，每个月的工资是300大洋。这个价格相比今天的大学教授，恐怕只有高没有低了吧？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毛主席一个月收入是多少呢？有资料显示，8块银元。而一个云南总督的工资是多少？说了你可能不相信，只有65块银元。这也就足以看出来，像鲁迅先生那样收入的人群实在不多，相反，几块大洋，几十块大洋的人比比皆是。
而且，可以这样肯定地说，在民国初期，如果一个人一个月能挣5块大洋的话，基本一个三口之家是可以解决温饱的。因为有人计算过，当时一块大洋买洋面可以买20斤，如果是买猪肉的话，则可以得到8斤。试想今天的猪肉价格，恐怕我们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差距来了吧？
另外，不同人的眼里，民国初期一块大洋的价格可能会有所不同，毕竟，对比的实物不同，而有些东西无理由地贵，比如油、煤等，一直在涨，但有些东西却一直下跌，比如房子，据说鲁迅先生曾在北京买过一个四合院，为西直门八道湾坐标，花了3500大洋，这要与今天的人民币对比，那就值钱的多了。
旧日上海，一块大洋可以抵多少人民币？竟然这么厉害
这时有人会好奇了：当年一块大洋在上海是什么样的存在呢？毕竟，旧日上海为十里洋场之地，其消费水平比起帝都还要高一些是真的。
但是，如果真的按照柴米油盐来计算一块大洋价值的话，真的一点也不低。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来算一下就知道了。
在当时，人们其实不是直接拿大洋去消费的，这就犹如大洋为一百元大钞，而日常生活的小事肯定不会动辙百元大钞伺候。因此，铜板便成了那个时期的标准流通货币，而一块大洋在民国初期可兑换200－300个铜钱不等。
而有人计算过，当时一个铜板约折合1.5块人民币的样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在上海买一碗咸菜肉丝面的话，需要3－5个铜板，而在今天，这样一碗咸菜肉丝面最低也得8块钱人民币。
有老人讲过，当时在普通的餐馆吃一顿饭都是以几毛钱来计算的，比如一桌菜按四菜一汤来配置，那么清蒸鱼、红烧肉、炒腊肉、炒牛肉、鸡蛋汤，一桌下来只需要3.5角。怎么样？一个银元是不是极具价值？出个门，看个话剧，吃个饭，完全用不到大洋这么大气的钞票来上阵。
突然想起孔乙己，他每次要点一壶绍兴酒，一盘茴香豆，这一套多少钱呢？当然，孔乙己当年并不是在上海消费，但以当时上海物价较高一点的价格来计算，一盘茴香豆、一壶绍兴酒，外加一份生煎馒头，再来个花生米，总共也不过一角钱。可见，孔老先生那点东西，实在没多少钱。
当然，除了吃，住的也可以计算一下。当年上海就流行多人合租，因为买不起房，但这不代表没有房子，什么商品房、套房公寓、客栈都是齐全的。
如果你想要买一套商品房的话，至少要准备8000大洋以上，这要比北京是不是要贵了很多？那么租房子呢？合租肯定便宜，普通的合租房就是一个两块大洋的样子，著名的七十二家房客就是这样子。但如果要租公寓之类，那一个月就要十块大洋了。
不过，这都是民国后期的节奏了，所以，这种对比并不够合理，至少，民国初期的大洋要难挣得多，但价值要高出太多了，称得上含金量十足。反正一个铜板抵现在两块钱是绰绰有余，而如此计算的话，那一个大洋就相当于现在的200以上人民币了。
大洋的“一生”就是从高到低的一个过程，它与人民币的对比从初期的1：200+，到今天恐怕不是跌了一点点。但千万别将它当成“古董”来说，毕竟收藏者眼中的大洋那就不是人民币的普通价值了。
这种从云端到尘埃的变化，可归纳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可理解为物价的变化。反正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一块大洋只能折合30多块人民币了。可见，不管是大洋还是任何现金，想要保值都不现实。
▍民国初期一块大洋抵现在多少人民币？
作为民国时期的“硬通货”，“大洋”在民国不同年月，购买力也有差异。若论“民国初期”，那值得说说的，就是北洋时代（1912—1927）。
“北洋时代”的“一块大洋”有多值钱？经典民国剧《大宅门》里，就有生动呈现：作为老北京土豪的男主角白七爷“纵驴行凶”，放任自家毛驴吃了包子铺八笼包子，气的包子铺老板哇哇大哭。面不改色的白七爷，轻松一句“开眼吧小子，我这牲口就爱吃带馅儿的”，接着甩出一块大洋，果然叫包子铺老板破涕为笑：“那位爷，您这牲口什么时候饿了就上我这儿来。”
以学者李开周的考证，在1914年的上海，一块大洋可以买44斤大米。对比现代大米价格的话，换算下来约等于145元人民币。论其购买力，在那时更是丰富：在1914年的上海，拿一块大洋下馆子，可以吃四五道菜的套餐，全是牛扒、烧鸡、火腿等“硬菜”。1917年时，北大新入职的青年教授，哪怕每顿都吃“两碟菜一碗汤”的精品餐，每月也花不到九块大洋。甚至北洋时期的北京，六个人去东来顺涮顿火锅，也就花一块大洋。所以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大宅门》里，收了白七爷一块大洋的包子铺老板，为什么立刻乐得满脸开花：八笼包子卖出一顿“精品套餐”的钱，搁谁不得乐？
如此购买力，也造就了许多民国名流笔下，与“大洋”有关的幸福生活。以民国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话说：“那时（北洋时代）北京的生活费用真便宜”。而北洋时代的各位“大师”“文豪”们，也常妙笔生花，精致刻画当时衣食住行的生活趣味，叫百年后的读者读起来，都是满满民国优雅风情扑面。再参考一下他们的工资，就更能体会在民国初期用大洋，是怎样的“幸福”：民国的正教授，月薪三百到四百大洋，普通教授月薪一百八至二百八大洋。报馆的名家主笔们，月薪也在二百大洋左右，1918年初出茅庐的茅盾出版一本畅销书，稿费四百块大洋起。1917年入职的胡适，拿着到手的每月二百八十块大洋，激动的给家里写信报喜：“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
而日常消费呢？除了吃饭之外，1918年在北京租一座有十七间房且黄金地段的四合院，租金只需二十块大洋。就算是买房，1925年在北京西直门大街买一套有四十间房，且“带电灯、电话、花房、车马”的豪宅，全款也就五千五百大洋，相当于大学正教授最多十八个月的薪水。对于北洋时代的精英们来说，就算不赚外快只吃“死工资”，这大洋，也是躺着花都花不完。
如此“躺着花都花不完”的幸福生活，也变成了多少“民国剧”里的风花雪月，更叫多少票友们热情憧憬：这民国的风情生活，真是这么“工资高物价低”？别忙，瞅瞅其他各阶层的收益。就比如同为教师，比起高工资的大学老师们来，占北洋教师数量百分之九十的小学教师们，又有多“富裕”？学者裴毅然考证，在北洋时代教育发达的河北省，小学教师“法定最低月薪”是十六块大洋，实际大多四五块大洋。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等东南省份，小学教师月薪七、八块大洋都是常事，还常被政府拖欠。这鲜明对比，也就造成了咄咄怪事：一边是“大师”云集，另一边是文盲遍地，中国的文盲率，长期保持在80%的“高水平”。
教师收入都如此悬殊，那么其他行业呢？一位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元帅，就曾在回忆录里写下辛酸的一幕：1917年，16岁的他在河北阜平县一家小店里，当了一年学徒工。年尾拿到了三块大洋。当时的他十分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些钱”。小学徒工辛苦一年，也就能挣出年轻教授们十天的饭钱。
那工人们呢？就以北洋时代工人里“高收入”的北京铁路工人来说，以民国《交通史路政编》的统计，北洋时代北京铁路工人的平均年工资，约为127块大洋。而1918年清华教员狄登麦调查：当时北京城的五口之家，每年的最低生活费是100块大洋。这“年薪”，真不富裕。而放在北洋时代作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呢？对于上海工人们来说，这“不富裕”恐怕都是奢求：以《上海市政府公报》的统计，上海工人的工资，多在10至25块大洋左右，开支却大得多，租房等开支都各种贵。比如工人租的“上等住屋”，都是四五家合租一套，四五口人挤一屋，卫生条件“污水垢物……狼藉满地”。这还是“上等”的。
如此环境，怎能不疾病丛生？可看一次门诊就要花一块大洋，急诊要十块大洋。大多数时候生病，工人都是硬扛。以当时“社会局”的调查：当时上海的公认家庭，三分之二都是入不敷出。每个工人家庭每年的药费开支，只有不到两块大洋。一块大洋对于他们来说，有时真能救命。
而要论更艰难的，莫过于那个时代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们。
就以河南的佃农们来说，北洋时代的河南，每亩地的地租在三块大洋至十二块大洋之间。放在“大学工资”里，这钱不算啥。可对于佃农们来说，这却是笔沉重负担。而且当时河南流行“死分收”，就是别管收成如何，租金必须要提前交。苦佃农们辛苦一年，基本就剩不下什么钱。那就外出打零工？当时各地的农村雇工，工钱最多就是每天一角大洋，比起城市产业工人来，都是差距巨大。当然，对于北洋时代的各位当权者，那些常在文学作品里“开明”“爱国”的“大帅”们来说。一块大洋当然不算什么钱。以曹汝霖《民初外交回忆》记载，当时北洋政府每月开支两千万元，但月收入只有1200万元。除了拉饥荒，还拼命扩充军费：一九一九年的民国军费，就高达二点一七亿大洋——主要是老百姓买单。
所以，就是在号称“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的北洋时代，“大帅”们的横征暴敛也从没停：江苏的田赋七年增长一倍，附加税增加五倍。河南的捐税多达五十四种，田赋从1920年起开始“预征”，每年都把后几年的田赋一并征完。吴佩孚还在河南强制种鸦片，每亩收税八块大洋。那正处于“春天”的民族工商业呢？单是天津曾经发达的面粉业，就在北洋重税下大半倒闭。上海烟酒总会还算了笔账：一坛烧酒从上海运到北京，一路要收三倍的附加税。一担烟丝从福建运到浙江，就要被压榨三十多元捐税。这“春天”有多繁华？可以想。
当然，在这“春天”里，民国“名流”们的财也不少发，1920年旱灾，直系军阀曹锟亲手搂走了300万大洋的救灾款。军阀赵倜祸害河南八年，搂走的钱款就有四千多万大洋。对于他们来讲，一块大洋虽然不算多少钱，但也绝不会轻易花到老百姓头上——北洋时代以城市污秽著称，要改善城市环境，平均给每个老百姓每年花一块五毛大洋就可以。可实际上，这么一笔“小钱”，北洋政府都捏着荷包——民国各城市的公共卫生开支，最多只占政府开支的百分之七，均摊到每个市民身上，竟不到一元钱。民国“无年不疫”的惨状，就来自这节俭。
以这个意义说，军阀们看不上眼，“大师”们“当小钱”的一块大洋，对于民国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实在是一笔无比重要的钱。看懂这笔钱的价值，也就看懂了那个落后挨打的时代里，多少值得深思的，繁华与苦难下的民生。
参考资料：李开周《一块大洋能买什么》、裴毅然《民国初年文化人的收入与地位》、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李文楼《民国时期河南土匪研究》、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赵艳萍《民国时期蝗灾与社会应对》、孙自俭《民国铁路工人群体研究》、严奇岩《民国时期教师生活待遇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陈宇《西原借款问题新探》、胡红梅《民国公共卫生体系及其与疫灾的互动》、谢庐明、蔡宇龙《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1930年代的强迫识字运动》 、陈明远《胡适的经济生活》、舒同《民国时期的房价》、唐博《清末民国北京城市住宅房地产研究》、刘秀红《民国时期的疾病与工人的社会保障问题》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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