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被称“智囊”，他是怎样的人？
▍陈布雷被称“智囊”，他是怎样的人？
谈不上智囊，有些思想的高级秘书吧。
▍陈布雷被称“智囊”，他是怎样的人？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老蒋庐山讲话最知名最精彩的一段，而这等慷慨激昂的语句，老蒋自己是写不出来的，它实际出自“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之手，作为国民政府当时最高的权力中枢机构，侍二处主管政治和党务，你还能说陈布雷仅仅是个“智囊”吗？
（电视剧《解放》里的陈布雷）
老蒋第二次下野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次年初复出后并没有重任国民政府主席，而是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掌握实际权力，因此始建于1933年的“委员长侍从室”成为真正的权力中枢。该机构逐渐扩为三个处与侍卫长室，性质类同于清代中期出现的“军机处”，而陈布雷从1936年1月担任侍二处处长直至抗战胜利整整九年，堪称最受信任的核心幕僚，而主管军事的侍一处主任却换了N个。
陈布雷乃是浙江慈溪人士，本名陈训恩，“布雷”是叱咤上海报界时的笔名，以后也就叫开了。1911年陈布雷自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即投身上海报界，因才华横溢以及笔锋犀利，很快就成为享誉上海滩的知名记者，年仅22岁，后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是批驳北洋军阀黑暗腐朽统治的文化先锋，颇受当时文化界和报界的推崇，名动上海滩。
那么这个文人是如何入仕的呢？乃是北伐军打到南昌时，老蒋颇感身边缺乏过硬的笔杆子，而曾受孙中山嘉许的陈布雷成为非常合适的人选，遂遣元老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潘公展两位报界名人去南昌会面，蒋在谈话中很有礼贤下士的姿态，陈布雷大受感动，自此留在帐下以供驱使，不久即为老起草了著名的《告黄埔同学书》，文章一气呵成，老蒋欣赏之极，这还是1927年夏天的事情。
所以陈布雷首先是老蒋的所谓“领袖文胆”，同时也逐渐成为“GMD内第一支笔”，从1927年到1948年整整二十一年中，老蒋发表的绝大部分文告，皆出自陈布雷之手。不过在早期，陈布雷还算不上老蒋的“头号智囊”，这个位置属于后来横死武汉街头的杨永泰，仅就军事和政治大势而言，陈布雷并非职业政客和权谋家出身，尚不能给老蒋在大政方针上出谋划策，更多的是一个“幕僚”的角色。
（陈布雷）
陈布雷为人正直清廉几无私心，所以个人操守非常之好，加之唯蒋之命是从，因此是老蒋非常欣赏的那种核心和贴身幕僚，逐渐成为国民政府在宣传战线上的“总参谋长”，也干过好些违心的事情，比如为蒋编写《西安半月记》，美化其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等等。对此陈布雷自己也比较痛苦，曾言及：“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杨永泰被暗杀后，陈布雷也有参与政治事务当中，比如兼任宣传部副部长、GMD中央秘书长等职务，他从政的本意是以文字为政治服务、为老蒋个人服务，然而随着老蒋独裁权力的不断增大，陈布雷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在政治中也越陷越深。从担任侍从室二处主任起，他已事实上成为老蒋的“军机大臣”，但更多体现在文化和宣传领域，以及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军政大事涉及不多，毕竟是外行。
（文武二陈）
陈布雷身处权力中心，然能行事谨和廉洁自律，恪守自己的行为准则，并且痛恨重庆政府、南京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在GMD内算是一股清流，他对老蒋忠心耿耿，而老蒋也对其比较尊重，其良好的政治操守连周公都表示赞许。但是陈布雷与杨永泰不同，他在老蒋的军政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更多是一名执行者的角色，但是确为老蒋的独裁统治服务也是历史事实，尤其是在粉饰老蒋形象、在反G的政论方面，还是有一定责任的。
侍二处其实涵盖的业务不少，下辖侍四组、侍五组、侍六组共三个组，在陈布雷的领导下，分别负责政治、经济、党务等领域，也包括老蒋亲自交办的其他机密案件，而侍六组则是后成立的情报单位，是重庆当局各类特务组织的会议召集单位，组长唐纵更是老蒋的红人。所以侍二处那是连戴笠都不敢招惹的部门，财政部长孔祥熙一旦看见“侍二处”请款的条子，从来不敢耽误立马给钱，可见陈布雷的地位和权势。
（电影里的陈布雷）
抗战后期侍从室还成立了一个机要组，由老蒋直接掌握同时由陈布雷指导，专门处理老蒋的机密往来电报，以蒋的秘书毛庆祥兼任组长，可谓军机重地。抗战胜利以后，委员长侍从室虽然名义上撤销，但各处各组都转划入国民政府主席直辖的军务局和政务局，权力仍然不小，比如侍一处就被改制为军务局，1948年再改称“总统府军务局”，仍以俞济时担任局长。
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陈布雷内心深处“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思想很严重，到解放战争期间，他目睹了蒋政权的政治黑暗、官员腐败和失去民心，但仍然秉承从一而终的态度继续为蒋服务，当然，其所见所闻对内心的冲击和撕裂也是非常大的。他不介入派系倾轧，也不许自己的儿女从政，结果女儿陈琏1939年就秘密成为了共产党员，1946年曾遭逮捕，而老蒋却亲自下达了特赦令，这待遇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陈布雷嗜烟，恐怕也是敢在老蒋面前吸烟的少数几人之一，而且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也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他在给老蒋的遗书中曾经写道：“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所以，陈布雷最终选择自杀身亡，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既有心理上的矛盾，也有身体上的痛苦，尤其是眼见大厦将倾而自己又无力回天的时候，或许“死谏”是唯一的解脱办法。
电影《大决战》里面陈布雷尝试劝谏老蒋的桥段也并非完全杜撰，从他的日记来看，抗战胜利以后老蒋越来越刚愎自用，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所以他的劝谏更是无济于事。1948年11月13日，淮海战役打响一周后，万念俱灰的陈布雷在病情的折磨下，在南京寓所选择服用安眠药自杀，年59。
▍陈布雷被称“智囊”，他是怎样的人？
陈布雷，浙江慈溪人，才采出众，文章锦绣，时人称“文曲星”下凡，是蒋介石的文胆，首席智囊，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
比如日本侵华时，蒋介石发表了抗战宣言，其中有“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些话就出自陈布雷之手。
陈布雷深受蒋介石的器重，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完人”，谁料，在抗战胜利，内战爆发之际，他却选择了自杀。
是什么原因促使陈布雷走上了不归之路？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21岁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进入报社当了记者，期间发表了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鼓励年轻人闹革命的文章。
孙中山在海外发表的《临时政府宣言》，率先译成中文发表的就是陈布雷。
取布雷的笔名，其含义就是大声唤醒民众。
陈布雷逐渐成为了南方文坛的领袖，其才华受到蒋介石的关注。
1927年，经陈果夫的介绍，他和潘公展一起到南昌面见蒋介石。原来蒋介石想找一个为自己“捉刀代笔”的秘书，想从他和潘公展之间挑选一个 ，经过考察和测试，陈布雷最终被选中。
后委任其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以及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此后和蒋介石有了21年的不解之缘。
陈布雷是一个旧式文人，具有愚忠的传统思想。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为了工作，有时候会出卖自己的良心，写一些言不由衷的文章，这让他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比如西安事变时，陈布雷本来同情张学良和杨虎城，但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不得不写一些贬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文章，违心塑造蒋介石的高大形象。
由于两种不同思想的激烈碰撞，撕裂了陈布雷的性格，使他陷入失眠，彷徨和绝望的泥沼不能自拔。
据说他整夜睡不着觉，大把大把掉头发。
到了1948年，宋美龄去美国访问归来，特意为他带回了美国安眠药，由此可见，陈布雷的神经衰弱已达到了严重的地步。
1948年11月13日，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陈布雷写下的遗书，一下子吃完了宋美龄带回来的进口安眠药，解放战争隆隆炮声终于没能唤醒陈布雷，他永远闭上了眼睛，时年58岁。
对于陈布雷之死，国民党官方给出的结论是“感激轻生，效忠党国”。
史学家却分析，陈布雷之死是性格上的原因。据说陈布雷的性格很偏激，情绪激动时，曾把自己襁褓中的二女儿陈琏，从窗户直接扔了出去，幸亏院内有一堆杂草，否则小女儿当场就被摔死了。
有道是“虎毒不食子，陈布雷为什么要摔死自己的二女人呢？
原来在生二女儿时，陈布雷的第1任妻子杨品仙因难产而死。陈布雷认为是二女儿害死的妻子，情绪失控之下把没满月女儿扔出了窗外，幸亏女儿大难不死。
清醒后，陈布雷陷入深深自责中，为女儿起名为“怜儿”。
据此有人推论，陈布雷自杀是外部因素引起的情绪失控。这话不无道理，在当时解放战战争之际，国民党连连失利，失败已成定局，蒋介石做好了逃台的准备。
陈布雷从心里不想离开大陆去台湾，从效忠方面来讲，要追寻蒋介石，一边是故土难离，一边是忠孝不能两全，左思右想没有一个万全之策。
就在陈布雷痛苦万分时，蒋介石的一次会议无疑是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
据说在陈布雷自杀前半个月，在一个小型规模的会议上，蒋介石当着高级将领，含沙射影说道：“在座的各位都知道，近来局势于党国很不利，至此千钧一发之际，更需同志们精诚团结，同仇敌忾！而绝不允许任何人有涣散军心动摇斗志的言论和行动。
紧接着蒋介石的声调提高了8度，他说共产党的宣传很厉害，连布雷先生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受共产党的影响，我们万万不可轻视啊！
蒋介石接着又说，我还要向大家说一件事儿：“有人曾对我说，说要让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加上宋美龄，每人拿出5亿美元用于国家，这是什么话啊？”
蒋介石越说越来气儿，声音逐渐提高：“宋子文有什么钱？孔祥熙有什么钱？至于夫人吗？那就更没有钱了！”
向我提这样的建议，显然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这样的言论，只会给党国带来危害，有利于共产党。
蒋介石虽然没有讲明提建议的是谁，大家都猜测是陈布雷。
此时蒋介石形象在陈布雷心中彻底崩塌，当一个人失去精神支柱时，整个人也就垮了，加上失眠和超负荷工作的助推，种种负面情绪的叠加，促使陈布雷走向了不归之路。
▍陈布雷被称“智囊”，他是怎样的人？
陈布雷，浙江慈溪人，因为和蒋介石同属于宁波地区，成为蒋介石最为信任的人。
我经常在头条上，把蒋介石说成是浙江军阀，可是很多人不信。不妨去蒋介石侍从室看一看，有几个外省人。
蒋介石重用湖南人薛岳、贵州人何应钦、江苏人顾祝同、江西人刘峙，实在是浙江没有那么多的优秀人才，那是权宜之计。真正为蒋介石信任的人，还是陈诚、胡宗南、蒋鼎文、张静江、陈立夫、戴笠等等。
蒋介石手下的保镖，全部是浙江奉化县七大姑八大姨带来的亲戚；蒋介石的办公室里写文件的，也大都是浙江人。
蒋介石有四大秘书戴季陶、陈布雷、陶希圣、秦孝仪，前两个是浙江人，后两个是河南人和湖南人。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鸡的人，两人穿一条裤子都嫌肥。陈布雷1927年蒋介石掌握大权才入党，依旧得到了蒋介石几乎全部的信任。
可是，就是这一份信任，压垮了陈布雷，间接导致了陈布雷最终的自杀命运。
1948年，任何一个有良心的文人，都早已恨透了给中国人带来内战和饥饿的蒋介石。陈布雷也有良心，但他也有忠心，这让他很痛苦。
陈布雷刚刚加入国民党时，他的好友郭沫若写了批评蒋介石的文章，被蒋介石通缉只好逃到日本。抗战爆发，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同时，陈布雷还拿出了郭沫若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就这样，郭沫若得以回国，并且在国民党中央任职。
陈布雷有良心，更是表现在对抗日的态度上，最有名的“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不过分地说，陈布雷用一支笔，激励了无数中国人奋起抗战。
在受命蒋介石编写《西安半月记》，陈布雷不得不昧着良心写下了杨虎城张学良企图弑君夺位、蒋介石镇定自若最终化险为夷。当时，陈布雷在日记中写下了:“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为独夫民贼工作，对于有良心的陈布雷来说，是极其痛苦的。周总理曾劝他，“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
抗日战争中，陈布雷可以说服自己是为抗战工作，因为蒋介石毕竟是抗战领袖。可是抗日战争后，陈布雷身处中枢，耳闻目睹了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而他昔日为之服务的领袖，则成了人民公敌，成了四万万人追求幸福的最大障碍。陈布雷的内心，越来越煎熬。
陈布雷曾用“三从四德”的道德观念说服自己，他在日记中写道“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这种矛盾至极的心态，发展到最后，就是抛弃这一切，彻底离开这个世界。
直接压垮陈布雷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陈布雷发现自己的女儿陈琏和女婿一起投靠了共产党，并且试图从他这里得到机密。女儿都当了左派，都要反蒋介石，这让“不事二主”的陈布雷如何自处？
第二件事，陈布雷为了支持蒋氏父子的“货币改革”，把毕生积蓄4000美元拿出来换成金圆券，不久后，这些金圆券全成了废纸。陈布雷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蒋政府的必败无疑。
陈布雷没有钱，所以不可能学刘峙或者蒋鼎文跑到香港做生意，甚至还能继续发大财。
蒋介石军队在三大战役中兵败如山倒，美国主子又准备给国民党换总统，这样纠结的状态下，陈布雷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与这个世界彻底告别。
陈布雷不知道的是，1948年刚刚结束，蒋介石就公开宣布进行和平谈判，不久后下野。随后，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由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刘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等人赴北平进行谈判，最终谈判破裂，这些顶级知识分子，最终成为了建设新中国的一份子。
陈布雷是一个老派知识分子，“忠君”思想害了他，反而是像胡适那样把灵魂卖给美国人的人，在蒋介石还有挺直腰杆的机会。
▍陈布雷被称“智囊”，他是怎样的人？
陈布雷被称为“总裁智囊”和“领袖文胆”，甚或被誉为“国民党第一支笔”，被蒋视为心腹，倚为股肱。
可是，在陈自己心中，他始终是一个文人，一个能够用笔、也最应该用笔书写一篇篇锦绣文章的文人。
1928年，蒋介石曾想任命陈布雷为秘书长，却被陈立夫一句“陈君书生，繁剧似非其所堪，不可强以要职”所劝阻，但是蒋仍想重用陈布雷，所以问他，让你自己选，你想任何职？
陈布雷想也没想，便说自己想“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愿意给你当私人秘书，也不用给我什么高官厚禄，只要能够帮助到你便好。
这话如果是一个惯于政治钻营或稍微对政治有所掌握的人所说的话，或许是三分真七分假，可是当时的陈布雷投蒋不过一年，也没浸淫过官场，所以他的话最少也是七分真三分假。
陈布雷的这“三分假”，假在何处？
他作为一个所谓的“书生”，辛辛苦苦读书，所为者何？也不过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罢了，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恐怕也是他心底的理想。
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在1927年千里迢迢赶到南昌，在张静江的引荐下去见了蒋介石。
不过，陈布雷却没有书生的“狂妄”，别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了，即便是一部，也治不了。所以，他才会说如果不能从事新闻事业的话，愿给蒋当一个私人秘书，这是他对自己的认知和定位。
他在政治上是有野心，可是却不会盲目和自负。
他对蒋所说的话，不仅让人看到了他的文人本质，看到了他的谦虚，也看到了他的从政意愿——你要实在想让我当官，那我要给你当私人秘书。
当然，私人秘书终究不是一个正经编制的职务，所以，蒋也没有委屈他，想让他去《中央日报》任主编，好好历练一番。
可是，让蒋没有想到的是陈布雷没有答应，原因是当时《中央日报》的主编彭学沛成绩很好，他不想当一个“宠臣”，不想凭蒋对自己的“宠”去掠夺别人的位置和政治利益。
后来，他去了上海，成了《时事新报》的总主笔。
没过多久，陈布雷便被推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他知道是蒋又在给他开后门了，所以，又弄了一个“凡入党不满三年者概不得当选中央委员”的提议，试图以此辞不受任，可惜没人支持他。
这个人，确实越看越纯粹。
陈布雷对蒋更是到了愚忠的地步，他曾在给张治中的一封书信中直言不讳地写到：“弟自二十四五年以来，给事于领袖左右，平日谢绝一切应酬，屏绝一切家事，区区愚忠，无非欲腾空此身，俾将全部时间，自早至午夜，全归领袖之支配。”
这也是他后来吞药自尽，被人称为“尸谏”的原因，因为太过于愚忠，所以他要用自己的死去告诫他的领袖——“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
嗯，你好好努力，将来造福万民。
可实际上，他的死不是什么“尸谏”，只是在疾病缠绕和羞愧抑郁的双重折磨下所作出的一个既惊人，却又在人意料之中的决定。
当时，陈布雷可谓是已经病入膏肓，神经衰弱，每日入睡必须得服用三片安眠药。可是，即便吃了三片安眠药，他也睡不安稳，常常半夜醒来，又吃几片，然后才能继续睡。
对此，他已经不胜痛苦，所以，他也常有终结自己生命的想法。
1948年，局势对蒋而言，已经进入了非常时期，所以他在给蒋的遗书中说“自验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他说自己投入蒋之麾下，给蒋出谋划策，被蒋所倚重，可是，他虽然鞠躬尽瘁，到了最后却让蒋走到了这个局面，说自己“书生无用，负国负公”。
他因为“不能分公忧劳”而羞愧难当，又因为羞愧难当，终于打碎了自己心底的最后一点坚持，在他自己看来，他辜负了蒋的信任和重用，所以他不该继续够活，他该死。
如不能效命，惟有一死。
蒋对他也确实宠信有加，从一个报纸编辑一跃成为秘书处书记长、教育厅长、教育部次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只要他想，他绝对可以成为宠臣和权臣。
可是，他偏偏能守住自己的底线，即便蒋再怎么信任他，任命他为何职，只要他自认难以胜任，便说什么也得推了、辞了。
所以，他是一个纯臣。
陈布雷能写的一手道德文章，更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道德君子。
所以，蒋毫不客气地称誉他为“当代完人”。
陈布雷这个人，为人则诚善，为臣则忠君，始终捍卫着自己心中的底线，一生不求名利，又以书生从政，终究难以在政治舞台上操弄风云。
不过，陈布雷如果从文，他的一手锦绣文章定能涤荡一代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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