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
▍如何理解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
“格物致知”是一个认识论范畴。一个是“认识论”，一个是“认知论”，其基本点都是对事物的认、识、知。
“格物致知”是成语。是后人从西汉·戴圣《礼记·大学》著作中，引申出来的。
“格物致知”中“格物”与“致知”，是两个概念。也就是说，“格物”与“致知”是紧密相连的两个不同的概念。
笔者认为：“格”是推究之义，“物”指事物，“格物”就是穷究事物的原理；“致”是求得之义，“知”是指获知、获得，“致知”就是求得真知。“格物致知”就是穷究事物的原理，求得、获得真正的知识。
“格物致知”实际上是讲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方法、方式的理论。只有这样把“格物”与“致知”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才能达到人们的期望值。
“格物致知”与当代认识论、认知论、知识论哲学有相似之处。它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中国的传统概念，它把真、善、美紧密地融合为一体了。
人要做到“格物致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物的原理是要经过知识的积累，自己对事物的细心观察与思考，从实践中求知，而获得真知，并不是那么简单、一蹴而就的事情。
明代，有一个“守仁格竹”的成语故事。说的是明代思想家、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格竹”的故事。
王守仁在家守丧。他看到南宋理学家朱熹一句话：“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王守仁心中一亮，心想“圣人可学而至”，方法是“格物”，原来这个理是“格”（穷追研究）出来的。
正巧，王守仁的后院有一片竹子。王守仁对“格物”这事很感兴趣，他邀请了一位姓钱的同学，到后院观察、研究竹子。
两人紧紧盯着竹子，目不转睛地“格竹”。两人在“格竹”“格”了三天，钱同学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主动地退出。
王守仁仍然坚持，独自“格竹”。结果七天后，他大病一场。为此，王守仁感叹道：“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格物，是一种穷究事物获得知识的方法。王守仁“格竹”，需要了解竹子是哪类植物？其生长环境、规律等本身的属性知识。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再去穷究其哲学层面上的“理”，比如，竹子在人们的思想里是怎么想的？在心中处于什么位置？它所表现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特征？围绕竹子特性与人对竹子看法好的认识，按照这种逻辑思维去“格竹”，肯定会成为学者，甚至有可能成为大师级，王守仁“守仁格竹”的故事，就是最好一个的例证。后来，王守仁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心学集大成者，后人所崇拜、仰慕的心学大师。
综上所述，使读者更加认识到“格物致知”哲理性。它包含着认识论与知识论的哲学道理。也就是说，“格物致知”是探求真理的路径，需要事物的基础知识，需要人们结合这些基础知识去观察、思考、认识其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从中求得真知，获得真理。
▍如何理解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
格物致知，对这个词的理解，朱熹和王阳明，有着很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的背后，是王阳明、朱熹对成圣之路的方法论的分歧。王阳明和朱熹，隔着342年。不同时代的儒家，或不同的思想大家，他们之间的理解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朱熹和王阳明之间的分歧所在，并集中体现在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分歧上。
格物致知的来源？格物致知，这个词来自《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词，被统称为八目，纲举则目张，它们是《大学》的八个重要的词眼、条目。《大学》中的八目，基本概括了儒家的三观，并给出了成为“圣人”的方法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说的是对自身道德的存养，齐家、治国、平天下，超乎了个体，将个人道德外延，进入到家庭、国家、天下等更大的维度上。从个体到世界，从个人道德至天下大德，一步步地递进，儒家思想藏不住政治的野心。
格物致知是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是这么看的：格物，就是对事物进行研究探索；而致知，就是得到一种知识，甚至一种智慧。如果这么看的话，我们观察一棵小树的生长，然后知道了小树生长规律的知识，就完成一次格物致知了。
在朱熹、王阳明之前，另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是北宋的程颐。程颐认为，“知者吾之所固有”，而“致知在格物”。意思是，人本来内心是有“知”的，但要致知，非通过格物不可；格物就是“穷理”，大概是说探索一切事物的“理”直到尽头。穷了理，自然就“致知”了。朱熹、王阳明都深受程颐的影响，他们继承了知是人所固有的观点。但对于何为格物、何为致知，却有着很大的分歧。
朱熹怎么看格物致知？朱熹认为道理散在事物上，人做不到一理通便万理皆通，故需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尽天下万物，大道才能贯通。但，朱熹“只有穷理后知才能尽道才能明”的观点其实是有违儒家之道、孔孟之训的。儒家正统观点是良知天赋。孔夫子虽然很少言天道和性，但他的言行是绝对支持后来的孟子的良知天赋说的。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坦陈他并非生而知之者。可为何一问便知，并非他事先花了很多精力储备了无数知识和技能，而是因为他有“一以贯之”的道，即良知。故，入太庙，每事问。孔夫子有一颗尊崇周公的诚心，所以，遇到祭祀周公这类事情，他会主动去学习祭祀周公的礼仪。农夫问他事情，因为他有良知，能就着事物的本末，逐步启发农夫，自己便也逐渐明白了事理。
王阳明怎么看格物致知？王阳明训“格物致知”为致良知，而格物是致良知的工夫。这是双方最大的分歧。王阳明认为“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关于“致良知”，另有博文详解，这里不再赘述）。“格物致知”在朱熹那里是对天理（包括事物之理乃至知识）的追求，尽管这也是一种行动，但本质上还是求知。更何况格尽天下事物绝无可能（如同最外圈的圆由无数个点组成），故朱熹转而让天下学子一心攻读圣贤书。他以为千百年来成圣之人必定已格尽天下万事万物，所以读圣贤经典是学子可行的捷径，以至于“格物”在朱熹那里几乎等同于“读圣贤书”了。尽管朱熹也强调“无有知而不能行者”，但毕竟求知的工夫花得太多，致力于行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事实上，良知天赋，无需花太多的时间去求知（天理、良知）。朱熹如此解释“格物致知”，是在大方向上出了偏差。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一改朱熹的“通过学习获得理（道、知）”的路径，强调人在推广扩充本然之良知时，通过格（正）物（事）的工夫来获得必要的学问，意即良知涵摄了知识。这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们对何为真正的学习有相同的看法。
朱熹和王阳明格物致知如何比对？简单来说，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成圣之道就要向人心外探索“理”，不断做加法；而明代心学家王阳明认为，心本来就有完备的“理”了，不要向外求索，而要向内求，做减法，不断地发现和去除不良的欲望，存样原本优良的品性，那就对了。朱熹的格物穷理，是一种非常艰难的被动的学习，因为天下永远有格不完的事物。按朱熹的路子，天下学子终生都在求道的路上，像个苦行僧，却未能见道或感觉尚未圆满得道，故大多知而不行。而“致良知”是推广、扩充人固有的良知于万事万物，将事物处理得合乎良知（天理），更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可操作性。沿着王阳明的路子，有治病救人的良知，便去学点医术；有保家卫国的良知，便去学点军事；有教书育人的良知，便去做点学问。这是何等亲切简易的成才之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能感觉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个人成就。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王阳明比朱子高明的地方是，他认为无需穷尽天下事物。他认为，万物一体，人各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致良知，便是和谐社会。并且，沿着朱子路子的人，很容易陷入多识却无真知的地步。今日格一物知一理，会以为给父母洗脚就是孝顺，明日格一物知一理，会以为亲切抚摸孩子的头就是表达喜爱。殊不知日本有位大孝子表达自己的孝心是让年迈的母亲俯身为他洗脚，因为让母亲体会到“为人母”的温暖感觉对老人来说是一种无限欣慰；殊不知在泰国抚触孩子的头是大不敬。而按照孔子和王阳明的路子，是不存在这种尴尬的。孝心，友爱之心，人与生俱来，但同时也清楚，时境不同，需要做正确的表达才行。有良知的人，自然会思考、会观察、会发问、会学习、会行动。这种学习，是因良知的推广和扩充的需要而做的主动的快乐的学习。论语开篇的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王阳明的理解最为准确。当我们每天因致良知而学到了些具体实践知识，并努力的不断践行时，比如天天尽孝悌、与人为善，就会感到很快乐。确实，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岂能不悦？
王阳明和朱熹，隔着342年。而这场对儒家经典典籍的跨时空学术之争，到今天还没有最终的答案，人们至今对格物致知的意思依然没有明确，或者说，也无需明确。但是在今天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更喜欢王阳明的观点。我们被与我们无关的信息刷屏，每天花五六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茫然而焦虑地盘手机，试图通过信息的扩充来获得无用的安慰。虚拟的体验，不断侵蚀真实的感知，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所以，这个时代更需要一个王阳明来提醒我们，人的内心本来是完善的，当我们拨开那些多余的遮蔽和纷扰，大胆地去伪存真，就能获得更有质量的生活乃至生命。这或许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格物致知吧。
▍如何理解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
王阳明提出这两个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朱熹的学说，当然也是对其学说的完整补充。其核心在于一个“念”字!即人的念头，与佛家相关观点一致!
格物致知就是认识认清事物本质，不要执迷于象。知行合一主要是说领悟学习与身体力行的实践要同步进行，不是朱熹说的知先行后，因为人的念头是世界是最快的事物，善恶一念间，要达至善之境，就要知行合一，不给自己任何恶念相生的机会。
我不太喜欢把一个事物描述的那么复杂，但也因此言不达意，请各位老师补充!
▍如何理解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
格物致知不是由王阳明首次提出，《礼记·大学》记载: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乃儒家专门研究事物道理的一个理论，已失佚，源于《礼记‧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此段。但《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
东汉郑玄最早为“格物致知”作出注解，而自从宋儒将《大学》由《礼记》独立出来成为《四书》的一部后，“格物致知”的意义也就逐渐成为后世儒者争论不休的热点议题。自宋朝以后，社会上关于“格物致知”的流行诠释是根据朱熹学说的部份观点，认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
一开始，王阳明当然也是相信朱熹理论的。因为王阳明想要成为圣贤，所以他决定按照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去试一试。于是他和一个好朋友钱德洪约定，要去格亭前的竹子。没想到王阳明对着竹子苦思冥想七日七夜，什么都没格出来，大病一场。这个故事被称为“亭前格竹”。
后来，王阳明因为上奏疏触怒了大太监刘瑾，被贬到了贵州龙场驿，但是王阳明在这里却很乐观，他每天思考如果圣人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会怎么做。终于有一天夜里，他在半睡半醒之间想通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龙场悟道”。
那么王阳明说的“格物致知”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看这个“知”，朱熹认为知就是对理的认知，王阳明则认为知是良知。什么是“良知”呢？王阳明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知善知恶，知是非，知廉耻。我们要把自己的良知扩充到极致，让自己的内心一片光明，这就是“致知”，而“致知”的方法就是“格物”。朱熹说的物，指外界事物，所以他的格物就是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而王阳明说的物，则是我们心中的物。所以王阳明说的“格物”，指按照良知去做事情，用良知去端正（格）所有的事情（物），让你遇到的每一件事都符合自己的良知。
知行合一是由王阳明首次提出的。即谓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致良知，知行合一，是阳明文化的核心。
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王守仁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说，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 “良知”的完成。
▍如何理解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知行合一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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