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河洛指的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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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与发源于陕北、汇入渭河的“洛河”之间的地带。因为“洛”字来自于这条河名,在古代也专指这条河。河南洛阳人说指洛阳一带,那是骗人的。因为洛阳是由发源于陕西南部、流经豫西入黄河的“洛河”得名的。那条河在三国曹魏之前一直叫“雒水”,三国曹魏时“雒”与“洛”混用后才叫“洛河”,洛阳在此之前叫“雒邑”、“雒阳”,秦封泥就是证明。如果说指的是洛阳,那就应该叫“河雒”,而不该叫“河洛”。下图一,秦封泥中,洛阳叫“雒阳”。下图二,新华字典中,洛古作“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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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陕西人,听到这么多解释硬是说河洛地区在陕西,我真心脸红!中原特指河南地区!
▍♫史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河洛指的哪里?
南洛河古称:“雒水”。起源于陕西省华山南部与蓝田县秦岭箭峪侧木岔沟。
北洛河古称:“洛水”,全境皆在陕西,流经大荔、宜君、黄陵、志丹等地。
而司马迁《史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以为中岳”。而并不是“皆在河雒之间”,“嵩高”也不是嵩山,因为在汉以前就没有中岳嵩山和如今的中岳嵩山是两码事。
首先在汉以前,西岳是指吴岳山,中岳是指华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 那时可没有嵩山,那时河南嵩山叫外方山,外方这意思很明显。 而司马迁的嵩高为中岳是指华山。“嵩”在这里不是嵩山,而且形容词,古文字中“嵩”通“崧”“崇”。崇高为岳,古代用嵩高也形容衡山和恒山。这些古文献中记载颇多。
即便不管是洛还是雒。首先都源自陕西。
先说北洛河,北洛河流经之地,其中就有司马迁的家乡韩城,韩城古称“夏阳”“龙门”,就是大禹治水的地方。
另外韩城是西周武王封子的地方,西周初年,周武王之子(名佚传)封于韩,食采于韩原一带,称韩(侯)国(并非战国的韩国,有可能是有血缘关系)。而大禹又是夏朝的创立者,大禹的地盘又是与韩城(夏阳)隔河相望的山西的阳城。《孟子·万章上》载“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古本竹书纪年》载“禹居阳城”。可见夏朝名字的来源于大禹一生最重要的治水地“夏阳”和“阳城”。而韩城以北的黄陵县又是华夏始祖黄帝的陵寝,而黄土高原又是黄帝的诞生地也是黄帝部落早期的主要活动区。黄陵北部不远又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最先进的城市遗址距今5000——4100年占地438万平米的石峁古城遗址,四周又有十几座同时期的卫星城,这个遗址又和夏朝时间吻合。而韩城(夏阳)的南部的陕西白水县又是文字始祖仓颉的故里。白水南边的大荔县又是古人类距今20万年的大荔人遗址的发现地。韩城(夏阳)的东部不远又是山西距与夏朝时间吻合的“陶寺遗址”。综合遗迹可看出河洛文明的河洛就是陕西北部的黄河与洛水。
再说南洛河(雒河),起源地是陕西华山南部和蓝田。先不必多说212万年的蓝田猿人,仅这地区“华胥故里”就能说明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西边就是著名的仰韶文明早期最大的遗址“半坡遗址”和著名的“姜寨遗址”。而姜寨遗址又是最早的铜的发现处,旁边的仰韶文明最大城市遗址6000—5000年前的西安杨官寨城市遗址,就不多介绍了。而仰韶文化遗址,河南1000处,多为中晚期,陕西2040处,一半为早期。
而“华夏”一词来源于华山和夏阳。可见三代之居的河洛是指的陕西北部洛河与黄河周围。
司马迁的洛水不是雒水。河南除了歪曲史书内容和改变史书的字词,遗迹证剧却拿不出来,仅有的二里头遗址,却被国家文物总局否定为夏都,洛阳古称“雒邑”并非“洛邑”。如今为了争经济利益,不仅捏造历史给自己贴金,连祖宗给的名字都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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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司马迁这里说的河洛指的就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河流域,外围可到汾渭平原。为什么呢?这就是涉及到我们整个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夏、商、周三代的建都问题。因此,以下笔者就分别分析夏商周建都与洛阳的关系,从而揭开“三代之居”的真实所指。
夏朝都城——二里头遗址在洛阳。
众所周知,禹是夏朝的建立者,据《史记·夏本纪》载,禹是河南登封人,因治水有功(大禹治水的故事人尽皆知),收到了人民的爱戴,从而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夏朝刚建立时,定都在河南登封,后迁都到洛阳,直到夏朝最后一个王夏桀,夏朝的都城都在洛阳。
唐代司马贞在给《史记》做的《索引》里讲:“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即洛阳龙门)在其南”。可见,有夏一代都城主要建在洛阳。
而且,随着近几年的考古发掘,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已经被完整证明了就是夏代的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了相当规模的都邑,面积达3平方千米,还出土了大量的贵族用品玉器等,根据碳十四测年,这些遗迹遗物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600年,与夏朝年代也相吻合。因此,夏朝都城就在洛阳是有根据的。
商朝有一半时间定都在洛阳
商朝的祖先是契,也是河南人,契曾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封地也在河南。汤建立了商朝,《史记》载“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唐代张守节作《史记·正义》:“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可见,商朝建立后建都在洛阳,并且洛阳作为商代的都城达200多年,安阳的殷墟,是最后一次才迁过去的。
周朝建洛阳为“周”
周武王灭商以后,回到洛阳就立即决定在洛阳“定天宝,依天室”,营建都城。
《史记·周本纪》载,武王登上洛阳城后:“南望三涂,北望岳鄙,粤詹洛伊”,最后“毋远天室”,营建了都城洛阳。
武王之后,商朝历代君王也都在洛阳建都,把原来在西安建立的称为“宗周”,洛阳建立的称为“周”,并且把自远古以来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运到洛阳,现在洛阳定鼎路的名称就是因此而来的。公元前771年,周平王东迁洛伊,东周时期的都城一直定位在洛阳,值得周朝灭亡。有道是,周朝800年天下,洛阳始终是都城。
综上,我们可以说,由于夏商周的都城基本都建立在洛阳,因此,“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中的“河洛”无疑指得就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河流域,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司马迁处于西汉早中期,加之他得天独厚的史官地位,使得他能够有资格看到夏商周时期的原始史料,再加上他那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史官精神,《史记》中关于洛阳都城的记载是具有高度的可信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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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史记》是汉代古文献,咱们先就文献来说文献。
司马迁的原话,是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
后人认为这里的“君”,是为“居”之讹。
其实未必。
“君”,就是“王”,含统辖管制之义。
《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当然,解释为“居”未尝不可。司马迁不用“居”字,大概是及至东汉,“居”的主要含义是“蹲”,即后来“踞”这个字的含义。
对司马迁这句话,《史记正义》有详细注解。其曰——
“《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帝王世纪》云:‘殷汤都亳,在梁,又都偃师,至盘庚徙河北,又徙偃师也。周文、周武都丰、镐,至平王徙都河南。’案: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也。”
所谓“河洛”,无疑是指“黄河”“洛水”。古籍中,说到“河”与“洛”,基本皆指这两大河流。
那么,“河洛之间”,也无疑是指这两大河流之间的区域了。
司马迁说,夏商周三代,都统辖管制着这一区域,自然也是居住在这一区域。
太史公其实还有话。
他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
这是说,因为三代管辖着河洛之间这一区域,才把这一区域内的嵩山定为“中岳”,把泰山、华山、衡山、恒山这“四岳”分别定为东西南北“岳”。
“四渎咸在山东”,是说“江、河、淮、济”四大水系,都在“崤山”之东。
“崤山”,亦名“殽山”,还名“嶔崟(qīn yín)山”,在河南洛宁北,西北接陕县界,东接渑池界。
古人所说的“岳”,本作“嶽”,义为“山之尊者”,也就是有名的大山;而“渎”,则指“大川”。
“五岳”“四渎”,就是“天下”的象征,所以古代帝王才要“封禅”。
司马迁在《封禅书》里说:“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
他这是讲,从五帝到秦,代代兴衰更替,名山大川或为诸侯占有,或为天子掌管,祭祀的礼仪也有增有减,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不可一一记录了。
说完文献,再简单说说考古。
史籍所载的夏代,还没有确定的“国界”。
因此,要求按现代国家的“疆域”或“边界”的观念,非要说出来“非此即彼”的“分界线”,是不可能的——这在国际上,也是到了近现代的国家才划定的。
关于“夏”,《左传》云:“芒芒禹迹,化为九州”,又简称为“禹迹”“禹都”“禹域”或“夏墟”。
以上这些,古籍文献中有记载,尽管亦有出入。但从与史籍记载的夏代时间上来说,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
恰好,在河洛之间,发现了大量的龙山文化遗存。
如王湾遗址、西干沟和东干沟遗址、矬李遗址、西吕庙遗址、偃师灰嘴遗址、伊川白元遗址、孟津小潘沟遗址、新安冢子坪遗址、新安西沃遗址、牛砦遗址、马庄遗址、阎庄遗址、大河村遗址、站马屯遗址、竖河遗址、点军台遗址、古城寨遗址、新砦遗址、留庄遗址、王城岗遗址、煤山遗址、瓦店遗址、北沟遗址、陶寺遗址、丁村遗址等等近百处龙山文化遗存。
这些文化遗存,皆于史籍所载的夏代时段相吻合,且皆位于“河洛之间”。
商和周,不仅有大量文化遗存被发现,还有了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文字可资证明,就不去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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