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将军不服从命令，但是立了战功，战后怎么赏罚？
▍➣历史上将军不服从命令，但是立了战功，战后怎么赏罚？
证明上面的命令是错的，赏功罚错。
▍シ历史上将军不服从命令，但是立了战功，战后怎么赏罚？
《亮剑》剧情一开始，就是李云龙违抗总部命令从坂田联队的正面突围，虽然突围成功还击毙了大佐联队长，还是被剥夺兵权下放到部队被服厂当厂长去了，八路军副总指挥当时有句台词：战场抗命这个毛病惯不得。
无独有偶，江湖流传李云龙的原型有开国少将钟伟的影子，而钟伟在东北野战军纵队司令的任上，奇袭威远堡大获全胜，但是在战斗进程中，两次违反林彪的军令。林彪当时并没有深究，不过钟伟再以后军职一直不高，再后来因为特殊事件结局也不是很好，没有哪个统帅会钟爱抗命的部下。
一线部队指挥员在战场上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上级的重要命令必须贯彻执行 ，这是部队的铁律，甚至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一支军队如果号令不一，是不可能有强悍战斗力的，毕竟首长是站在战略的高度，而一线将领考虑的是战役层面，有时候，将领抗命可能带来的一些战果，往往不及战略上损失之万一。
《少帅》里张作霖的盟弟张作相文化程度并不高，却念叨出一句名言：“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为败”。中心思想就是在军队这一特殊团体中，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性。在解放战争后期，必须让政治资历并不高的林彪兼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就是这个考量，军事统帅不能被掣肘，这个也是有血的教训的。
新四军本来以叶挺将军为军长负责军事指挥，但是党委书记却是项英同志，一旦发生意见分歧必然影响作战的时效性和一元化，皖南事变损失重大与此有很大关系。
如果抗命出现大的伤亡和损失，将领所承担的责任非常严重，马谡失街亭就是这么没的脑袋；如果是没有坚决执行命令但是结果较好，最多也是功过相抵不会有任何嘉奖，事后还要被审查抗命的原因和具体情况，否则不服从命令的风气如果形成，你抗命我抗命大家都自行其是，部队还怎么指挥，仗还怎么打？
《亮剑》李云龙打完平安格勒战役，也知道后果不轻，攻城是要付出很大伤亡的，毕竟日本鬼子很善于防守，我八路军又缺乏攻坚所必须的火力，那不是两门“意大利”炮就可以搞定的。所以旅长找谈话之前，他认为不掉脑袋就是幸事。
最后还能绕陈赓二包烟走，那就算造化。
▍≒历史上将军不服从命令，但是立了战功，战后怎么赏罚？
战场上有两条规矩，第一条叫“绝对服从命令”，违令者杀无赦，第二条叫“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将军们可以凭自己的判断临机决断。
这两条相互矛盾的规定，也说明了战争的复杂性，二者必须互补，不能光强调服从，也不能一味自行其是。
但不管哪一条规矩，当事人必须对结果全权负责。所以，如果不服从军令导致军事行动失败，往往后果很严重。可是如果不听令却赢得了胜利呢？当事人该受到处罚还是奖赏呢？
违抗军令获胜的战例数不胜数，我们举几个例子。
汉宣帝时期，年近八旬的赵充国，自请平定羌乱，期间他顶住满朝压力，三次违抗军令，结果都验证了老将军的智慧。
第一次：刚到西羌，汉宣帝迫于补给困难，要求赵充国速战速决。赵充国却不急于作战，整天让士兵们大酒大肉，饱食终日。好容易打了一场胜仗，他又禁止猛追猛打，一副纵虎归山的架势。
第二次：汉宣帝增派将领，并给赵充国下了一道言辞严厉的圣旨，指责他不顾士兵劳苦，不惜国家疲惫，拖延不战，令他与许延寿、辛武贤一起，速战速决。赵充国依然不为所动，提出分化瓦解西羌诸部，以政治手段解决的方案。
朝中大臣对赵充国的“逆龙鳞”一片哗然，汉宣帝认为，政治手段太耗时，拖不起，可赵充国铁了心一意孤行，几乎跟朝廷闹翻，就是迟迟不动兵。
第三次：为了长久解决西羌后患，赵充国又提出屯田方案，再次掀起轩然大波。朝中数次开会讨论，勒令赵充国速战速决，赵充国又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上疏争辩，就是不行动。最后汉宣帝被迫“双管齐下”，一边令许延寿、辛武贤展开军事行动，一边同意赵充国屯田。
赵充国在西羌一年半，几乎没有打一场像样的仗，就忙着跟汉宣帝打嘴仗了。可让人想不到的是，老将军“小军事大政治”的手段，如同翘起地球的杠杆，西羌诸部被他摆弄得服服帖帖，主动提刀自清，帮他去平定了叛乱。
老将军回朝后，受到了汉宣帝的礼遇，给他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隆重退休当政策顾问，一直活到86岁。
最精彩的一场抗旨军事行动，是北宋时期的宋辽“满城之战”。当时的总指挥是刘延翰，当他按照惯例，打开赵光义的密旨时，头皮不禁发炸。原来赵光义提前设计的作战阵图，竟然是列八阵，阵距百步，而辽军则是一字长蛇阵，集中打击。
按赵光义的阵图，八阵相互不能接应，大多人只能当摆设，而遭到攻击的却孤立无援。面对这个滑稽的命令，全军炸开了锅。
河中知府、云麾将军赵延进竭力主张不奉旨，刘延翰断然拒绝，因为大宋有严格规定，违令胜了无功，败了担罪。二人僵持不下，最后由监军李继隆拍板：变八阵为左右二阵。
正是靠这个变阵，宋军大胜辽军，斩敌首一万余人，赢得了满城大捷。这件事让宋太宗赵光义成了笑话，好在他不是昏君，没有追究前线将领，还做了相应奖赏。
宋徽宗时期大太监童贯，更是拿皇帝的圣旨当“鞋垫”。那一次，童贯以监军身份，随王厚进攻青唐。大军走到半路，一道圣旨传来：停止行动，回朝。原来皇宫失火，宋徽宗认为不利于军事。
童贯很搞笑，他把圣旨一卷，塞进了靴子：继续进军！王厚居然也不阻拦，二人合伙抗旨，按原计划执行，还真的打了胜仗，收复了四州。战后童贯官升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
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也是个“抗旨专业户”，他至少三次违抗命令，都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当然，也有抗旨倒霉蛋，比如那位“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的版权所有人陈汤，他虽然一战定西域，还千里斩首匈奴单于，可因为是矫诏行事，结局不大好。
西汉中后期，国力衰弱，无力经营西域，“流窜犯”郅支单于重新控制西域，为害汉帝国。软弱的汉元帝，碍于实力不够，只能严令禁止军事行动，企图靠一张嘴跟匈奴马刀对话。
陈汤不顾禁令，胁迫直接领导甘延寿，假冒圣旨，征调屯田兵和西域诸国四万人马，穿过浩瀚的塔里木盆地，翻越葱岭，奔袭数千里，对乌孙和康居发动突然袭击。
这次伟大的军事行动，创下多项纪录，也打了西域各国一个措手不及，郅支单于当场被捕杀，倒向匈奴的各国，再度回到汉帝国的统治范围内。
然而，得胜回朝的陈汤，因为矫诏不断遭遇打击。在回军途中，他的部下就被朝廷派来的司隶校尉拘捕审查，以匡衡、石显为首，提出要对陈汤论罪。
可是陈汤的这次奇袭战争，可以说是军事上的一个奇迹，其政治贡献太大，因此以刘向、谷永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竭力反对处罚陈汤，认为对这样的大功，不能论“小节”，反而应该封赏。
争吵了几个月，汉元帝亲自拍板，陈汤免罪，但是封赏打折扣，原本可封列侯，降为关内侯，职务仅仅升半格，为射身校尉。
本以为尘埃落定了，可汉元帝驾崩后，汉成帝刚即位，匡衡再次旧事重提，又对陈汤发起弹劾。这一次陈汤被免职，仅仅保留了关内侯的爵位。
数年后，陈汤又连遭打击，最后连爵位和职务都没能保住，甚至被发配到敦煌吃风沙，直到临去世前才回到长安。
都是违抗军令，为何命运却不尽相同呢？
一，看战争造成的结果
既然是违抗军令，当事人就必须对结果负责，一般情况下，如果行动失败了，当事人就得承担全部责任。
通常违抗军令获胜，则采取“功过两抵”的处理方式，罪责免了，功劳同时归零。这就是将军们一般不会违令行事的原因，对个人来说这么做风险太高，回报率不成正比。
可有时候上级的命令存在明显失误，那怎么办呢？打折扣嘉奖呗，比如“满城之战”。
两宋对武将的抑制最严厉，可偏偏是那个时期违抗军令的事件最频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外行指挥内行”，比如宋太宗自高自大的阵图，只能靠将军们以责任心去抗命。
二，看当事人的政治实力
当事人在朝中的实力，往往也左右了战后的结果。比如陈汤为何屡遭弹劾，因为他不属于豪门化的士族集团，且政治上被外戚集团笼络，匡衡这种自命清高的老政客，当然容不下陈汤。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够牛，即便抗命打了败仗，也不一定遭到处罚。比如南宋时期的“长腿将军”刘光世，一辈子没打过几场像样的仗，临阵脱逃，甚至抗旨不前，如同家常便饭。
可就这样的一个家伙，宋高宗赵构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不光不治罪，反而不断赏赐升官，还捞了个“中兴四将”的美名。
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南宋初年军事“家兵化”严重，各部将领形成私人部曲，军队从上到下都是亲信，只认自己的主人，不认国家，不认朝廷，不认皇帝。
赵构也曾经试图从刘光世手上夺权，结果闹出了叛乱事件，思来想去，只能委屈自己对军头们低头。赵构为何忌惮岳飞？其实也有相似的心理。
再比如童贯，为何敢把圣旨当“鞋垫”？人家是宋徽宗的宠幸。
可见，违抗军令这种事，不光风险大，还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往往只有那些有担当的实力派大佬，才敢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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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最大一次不服从命令应该是粟裕同志。1948年初，毛主席提出由粟裕带华野三到四个纵队先过长江，到江南开辟新的战场。粟裕接到命令后，反复思考，觉得不妥：（一）到江南开辟新战场，远离后方，供应、补给都是大问题，对部队作战不利，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战果。（二）华野三到四个纵队下江南后，造成我军江北兵力减少，不利于在长江以北消灭国民党主力部队。因此粟裕电复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并在陈毅同志陪同下，到西柏坡面见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战役设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过认真讨论，并与陈、粟多次交流意见。决定收回原来命令，改为准备在中原与敌决战。其结果就是促成了淮海战役的进行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粟裕同志这次抗命也得到了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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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出自《孙子兵法》九变篇。这句话的意思是实地打仗的将可以不听取远在京城纸上谈兵的首长的指导命令。
原句为“途有所不经，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由，君命有所不受”。
将帅是君主使命的执行者，用兵打仗在外，战场上的情况复杂多变，因此君主根本不可能对战场形势得到及时有效的信息，因此孙武主张，将帅在外领兵作战，根据战况具体分析，对于君主的一些不合乎战术要求的命令可以不听从。
历史上也有军令如山之说，战场上违抗军令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即使现在军令也是非常严格的，上级下达命令，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
战役总指挥官有自己的战略构想和目的，这个大方向是不能动摇的，下层将领必须无条件去执行。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上级指挥官无法预料的形势。我们知道，古代交通不便，传递情报必须用快马传递，来回一趟没有十天半月无法实现；而这十天半个月时间，战场态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
这个时候即使是皇帝的命令也可以不去执行，这是古代战争中的共识，所以这种情况下，赢得战争的胜利，一般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必定已经实现了总体目标，取得了战争胜利。
可是古代战争，将帅身边会派有皇帝的耳目，就是监军。这个监军如果和主帅意见一致，无话可说。但是也有一些监军出于个人目的，把主帅没有执行命令的情况添枝加叶，向上汇报。如果遇到贤明的君主，不会去计较这些情况，只要胜利就是大功一件。如果皇帝昏庸就很难不对主帅进行惩罚。好的情况是功过抵消，不好的情况会对主帅进行惩罚。如历史上杨家将遇到的坏监军王侁就是这种情况。
1948年11月5日，徐州剿总会议命令黄百韬兵团掩护驻守海州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军西撤。第二天，他就赶往自己的司令部所在地新安镇，命令部队以最快的速度集结，准备向西撤退。
战机稍纵即逝，粟裕得知这一消息，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立即调动所有能动用的部队，从3个方面把黄百韬兵团与徐州隔开，同时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请求将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由原来的11月8日晚改为11月6日夜间。
下级建议上级修改总攻时间，这在解放战争中还是鲜有的。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的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攻击部署。复电的内容是这样的：“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取得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每三日报告一次！”
这是统帅部对一位前线指挥员莫大的信任。
比较起来，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开阔胸怀是分不开的。和蒋介石的心胸狭窄、任人唯亲，形成鲜明对比，所以胜利不是偶然的，这首先取决于统帅者的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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