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梁思成曾建议在北京西部建新首都，保持二环以内老北京的原貌，你怎么看？
▍➵1949年梁思成曾建议在北京西部建新首都，保持二环以内老北京的原貌，你怎么看？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梁先生的这个想法无疑是正确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工作。疏解首都功能，建副中心。不得不佩服梁先生的远见卓识。
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刚刚建国，人民渴望看见不一样的新中国，城墙是横在心中的一道坎。清朝的时候，只有满人才能住在内城，汉人只能住在外城。
新中国了，应该改变一下了，我们被欺负得太久了。所以，当时是万众一心，拆掉城墙，没有任何争议。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什么事情都应该向前看，才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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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知道当时梁思成建议的“北京西部”到底是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是人云亦云。
梁思成建议，把首都的行政中心，政府办公区建在北京城墙外，建成一个巨大的新城区，而老北京城内则作为陈列馆不做改变。
但这个新城区其实距离老北京不远，其实也在北京三环以内，具体位置就在月坛和公主坟之间，我在图上标明了位置，
1，就是梁思成建议的新行政中心所在地，靠近北京西站。
2，就是老北京城墙的范围，
3，则是2019年刚刚搬迁到通州的北京市政府所在地。
后来建国后其实部分机关办公地点确实是设在梁思成建议的地点了，所以梁思成的方案其实是被部分采用了。
而梁思成的另一个建议是对北京城内不做任何改变，无论新北京或者老北京不搞任何工业建设，但从建国初期的情况看， 北京240万人口中有1/8是失业者，当时的迫切问题是给这些人就业，以实现社会稳定，所以苏联专家建议把北京建设成工业大城市。这是最快解决就业的办法。
在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至少能吃饱饭，当然觉得拆了城墙修公路和工厂不对，但对于建国初期的人来说，吃饱饭才是第一位的。
毕竟城市是为人服务的，不是反过来让人饿着肚子，为了保障旧城墙旧建筑而做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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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家不晓得柴米贵！不要讲那时候，即便现在，建一个新首都，也是要花巨资的！而且一个政党刚刚取得政权，不兴修水利、建设工业，发展教育，却大兴土木，兴建新都，此为亡国之作也！书生误国，由此可见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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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的北京老城的保护与新城布局的建议在当下已无实质借鉴意义。北京解放后经过70年的破坏与新建、已把老北京城弄的支离破碎、除了一些老街区得已保存，但北京的大格局已脱胎换骨……大的说：1、北京的城墙、城门楼、护城河、北京中轴线天安门广场的建筑，或拆或建成新的地标建筑，这是不可逆的变化。2、主要街区变化彻底，像西单、王府井、前门大街、天桥、莱市口、崇文门……等传统街区变化、完全蜕走老北京的面貌、更像是一个某一发达国家的街区。3、现存被保护下来的传统四合院建筑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的需求，而为保护而保护的一切提升、并未彻底改变这些四合院的居住功能。胡同窄、院子乱、住房面积小，卫生间厨房的上水、下水、燃气以及网络入户都改变了四合院的完整性。停车不方便、停止难更是传统街区享受现代文明的痛店。76年唐山大地震后在四合院及胡同出现抗震棚演变成现在的“永久建筑”、这一击彻底将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
所以，现在再提梁思成的老北京城保护话题其最大的作用就是“以史为鉴”。既然“老北京城”没了、再费尽心思的“复古”也只是没了文化传承的赝品了。既然老北京没了就应该与时俱进，承认过去的过失，在现有条件上弥补完善和拯救。如一些被中央单位占用老寺庙建筑、王府建筑、皇家园林建筑搬迁出来、还院、还园于民，使之成为老百姓的休闲娱乐场所。统一规划老街区、在改造与保护的同时完善补齐现在社会功能，创造一些在以后若干年被称为老北京，不能一味的说“老”就是好、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让老街区焕发该有的新品质，在改造中得到整体提升。
当下的北京应该着眼现实，以提升品质、保护京味文化、皇家园林文化、体现首都功能的老城改造是当下城市建设者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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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舞台上活动的人物，此时此刻不可能明白他们本身所扮演的角色的真切含义”。
这是黄仁宇先生一段精彩的论述，当事人所说所做，只有经过了时间的纵深才能比较透彻地被看清楚。
借由黄仁宇先生的目光，重新审视1949年梁思成对北京的规划建议---保持二环以内老北京的原貌，是否会发现这未成事实本是不应有之遗憾？
同样，借由黄仁宇先生的目光，重新审视这既成事实，是否可以感慨其本应更有风味？
此间种种细节我们有必要向读者简述如下：
其实，梁思成先生从其专业角度建议北京城内不做任何改变，理由在今天看来实乃中肯---城市之发展有其规律，作为对一座古城的规划，北京不应重复他人之歧路，甚至在梁思成先生生命弥留之际，仍然重复这样的言语，学者之学术品格可见一斑。
而同样对拆除老北京持反对意见的林徽因，其乃梁思成先生的夫人，则直闯时北京市长彭真办公室交涉，依然无果。
以上种种是我们站在今日动荡消除、城市发展、经济进步的角度来看。
倘若复盘当时情形，则又有一番道理----无论是建国初年抑或更早，北京之经济结构都不足以维持其自身的循环升级，经过战乱以后情形尤甚，1949年之北京不足250万人口，每8人之中就有1人是失业者，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是当时政府之心头大事，仅从此角度来说，把地理范围的北京建设为工业城市也不能说是一个荒唐的决定。
有了上述一番背景，并加之若干年时间之积累，在回答本篇开头之问题时，我也不能更加确定，但是作为必答之题，则更倾向认为----今日之北京实在是背负了不应有之遗憾，即便是另一个已选选项同样具有人文关怀。
上述，我们讨论了梁思成先生对北京这座砖石城市的热爱之情，同样我们可以借由对梁思成先生的缅怀，在钦佩其长远眼光和学术风骨的同时，稍微走进他婚姻的“围城”，以便将一个更为立体的学者展示给读者。
在此我们需要再次提到其妻子林徽因女士，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浪漫经历只要稍加查询即可知晓，在此我们更倾向于对其婚姻的旁观评价-----梁思成先生在与林徽因女士的婚姻中也许承受了太多压力，其一来源为大诗人徐志摩，其二为金岳霖，其三为林徽因女士本人，所以，梁思成先生再婚后有过感慨“……原来婚姻可以这么轻松”。
即是如此，梁思成先生仍然尽到了家庭的责任，在林徽因女士生病期间，梁思成先生从未间断对妻子的探望，并制作各种食品为妻子增加营养。
不过据传，二人仍然在世间留下了遗憾------在林徽因女士生命的最后，想再与梁思成先生会面而不能，就在梁思成先生赶来的路上，林女士走上了去往它国的路。
世间有两种道理，今日的道理和昨天的道理，只有加之时间的仲裁，才可稍辨优劣。
以今日的道理劝解昨日之人，不免悲剧之结局，或者至少是留下不应有之遗憾，也或许今日之人正在赶来的路上，最一步之遥，也难会面。
你以为我在说人物，我以为也可适应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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