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在三家分晋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要大做文章？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在三家分晋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要大做文章？
简单地说，这个是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人心背向，治国方向以及管理权谋在日益影响下的结果。
再者说，这也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其实在后面近千年的发展中无不例外地可以看到这里的影子。
最后，也是文官阶层对于统治者的一种告诫吧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在三家分晋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要大做文章？
在司马光等士大夫看来，“三家分晋”是一起划时代的事件，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怎么个新法？书中有原话：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大致这么理解：传统的君臣之礼从此荡然无存，天下进入了以智慧、力量一较高下的弱肉强食时代。当初周天子分封给圣贤之后的诸侯国，无不被摧毁殆尽；老百姓更是因此世世代代面临着连绵不断的战火，以至生灵涂炭、命如蝼蚁，太悲哀了。
为何这么讲？我们从《资治通鉴》中的原文入手。
一、传统的理想化社会治理模式：礼治
在儒家士大夫看来，周天子君临天下后（公元前1046年），华夏社会进入了有序的时代，运作模式如下：
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
这是一种由上至下、等级分明，如同机器般的理想治理模式，各阶层安守本分、各司其职，维持着社会的有序运转：
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高一阶层指挥下层，就像人的头脑指挥手脚、树根控制枝叶一样；反之，下级配合上级，就像四肢保护心腹、枝叶庇护树根。
看起来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型，如同机械般精密而有序。那么，问题来了：用什么来维持这种秩序不散架？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礼、名、分，周朝礼乐传统就是这一价值的体现，数百年来，维持着周王朝的运行。但是三家分晋，代表着这一秩序被彻底破坏。
二、三家分晋，标志着弱肉强食时代的到来
在儒家思想中，君臣之位，就像天地一样不可以改变：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上下已定、尊卑有分，除非遇到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臣子对待君主，“当守节伏死而已”。但是，自周幽王、周厉王开始，由于天子失德，失去了公信力，“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与士大夫擅权，周王室的礼制已经被破坏得七七八八了。
然而，即使这样，周天子与诸侯、士大夫之间的“名分”仍旧被广泛认可，并维持着天下的总体安定。司马光以晋文公意图陪葬王陵但却被周襄王拒绝为例，证明诸侯即使力量
再强，也不敢轻易凌驾于周天子之上：
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
作为周天子的本家（姬姓）、中原的传统霸主，晋国自晋文公开始，大政被六卿把控。但在传统名分的约束下，他们仍旧是晋君的臣子。
然而在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允许他们与晋君平起平坐，这代表着周礼已经彻底被周天子自行打破；更意味着，今后士大夫可以依靠力量夺取诸侯的地位。那么，是不是诸侯也可以取代周天子？
战国争霸、秦国灭周，就是将这一理论付诸实际的例证；司马光认为，“三家分晋”所代表的礼崩乐坏，就是导致其后中国封建社会王朝频繁更迭、战乱不断、生灵涂炭的原因。
三、上述理念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学术允许讨论，本着“事后诸葛亮”的厚脸皮精神，咱们对上述理念略加评头论足：
第一，以礼制固化阶级、维持社会安定，避免生灵涂炭，儒家的悲天悯人精神，值得后世仰视。自从以“智力相雄长”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成为了野心家的座右铭。两千多年中，中国封建王朝频繁更迭，其本质只是统治阶层的变更，对占据社会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而言，地位与处境并无改变。
我们可以大致梳理下，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哪些是由揭竿而起的农民阶层建立的？严格来说，只有明朝如此；在哪些朝代，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层利益得到了重视与保护？笔者认为，只有西汉文景之治及汉宣帝、隋文帝杨坚、李世民贞观之治时期，以及朱元璋治理之时。很多朋友推崇的宋朝并不是如此，两宋时期繁华，只是地主阶层与文人权贵的专利，底层人民遭受的剥削与压榨，实际上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所以，封建社会的大部分频繁政权更迭，只是通过牺牲大量百姓的地主阶级战争，替换了不同姓氏的统治者而已。从这个意义来讲，司马光所说的“名分治国”，何尝不是对百姓的保护。
但是，传统礼教治国理念，只是一定时期生产力的产物，并不符合社会的发展，无法解决现实的矛盾：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周王朝的分封制势必会造成分裂与对立。亲兄弟尚且会争夺家产，分配给功臣勋旧的诸侯国之间必然会互相搏杀。只有大一统，才符合中华的根本利益。秦灭六国，结束战乱，其实百姓是欣然接受，心里不爽的是各国权贵；所谓群雄并起的精彩三国，本质上只是利益集团的拥兵自重。
网上有些公知声称：欧洲那么多国家不是生活的很好嘛！但他们故意不承认（或者压根不懂）如下事实：
在大航海时代前、在工业革命未发生时，欧洲各国间发生了多少战乱？两次世界大战为何爆发？因为西方内部的利益争夺导致的矛盾。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的整体繁荣，是建立在对全世界的掠夺基础上的；如果欧美丧失了技术垄断，对外没有压倒性优势，你看它们内部会不会回到中世纪的战乱状态。现阶段美国为什么竭力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不言自明。
实际上，三家分晋之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采取了”外儒内法“的机制，并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中（某些朝代除外）。面对现实的压力，劳动人民的智慧不断稳步向前，很多人依靠自己的才华改变了命运，并对社会做出了贡献。
王朝的更迭，自然是有野心驱使的原因，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更多的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缺乏足够的制度制约，导致社会治理失序而产生。如果因此就要回到周天子的阶级固化时代，那等于是因噎废食，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束缚。
个人之见，欢迎讨论指正。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在三家分晋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要大做文章？
历史编纂就像是一系列对过去的解读，其中也散布着遗失、再现、记忆错漏以及修正等。——《历史与记忆》雅克·勒高夫
三家分晋故事，被司马光写在了《资治通鉴》的开篇，这着实有着重要的意义，也非常值得进一步的分析。《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开篇没有选择某一个朝代的开始，却把周朝拦腰斩断，从公元前403年开始讲起。这背后的用意，我想是和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要传达的价值观有关的。
三家分晋讲了什么故事
要分析司马光为什么在三家分晋的故事上大做文章，还是有必要简单叙述一下故事背景。随着周平王东迁，历史进入了东周时期。这时的周天子已经衰微，诸侯混战。在各个诸侯国内部，一些国君也逐渐失去统治诸侯的能力，权力被诸侯国内的大夫所架空。这种现象，在晋国尤为突出。
晋国的诸多大夫，打打闹闹，争争抢抢，最后主要管事的变成了赵、魏、韩、范、智和中行六家，也就是“晋国六卿”，而随着这六位相互之间的打闹，到了智襄子也就是智伯作为智氏负责人的时候，六卿变为了四卿，也就是智、赵、魏、韩。
智伯野心很大，很想一家通吃掉剩下三家，这样就可以掌握晋国的大权。尽管智伯能言善辩、善于骑射，但是他有个很要命的短板，就是不够仁义。曾经他在与韩、魏一同宴会时，当众奚落韩康子。他还硬从韩康子、魏桓子的手里所要土地。当他想要找赵襄子要地时，被赵襄子拒绝了。大怒之下的智伯便叫着韩康子、魏桓子去攻打赵襄子。
这时，赵襄子按照其父赵简子生前留下的遗嘱，退到了晋阳。这里的人民一直轻徭薄赋地生活着，于是誓死保卫赵襄子。智伯为了攻下赵襄子竟派人放水淹城，甚至洋洋得意地宣传自己放水淹城的高妙。这一下子吓坏了一同去攻打赵襄子的韩康子、魏桓子，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所在地，同样也可以被水淹。就在这时，赵襄子派人来游说韩康子、魏桓子，最终三方联手，一同杀掉了智伯，而晋国也就被韩、赵、魏给分了。在公元前403年，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
三家分晋叙事方式背后作者意志的体现
之所以这样不惜笔墨地再次叙述了三家分晋的故事，这是因为，正如同开篇引用的法国史学家的话，历史的记载本身就是一个解读的过程，其中就夹杂着记录者本身的价值判断。这一点，放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上就更为明显了。
1.正名与复礼
三家分晋这个故事，在《资治通鉴》和《史记》上都有着记载。但是两者的叙事方式明显不同。司马光把三家分晋放在《资治通鉴》的开篇，警醒、批判的意味更为鲜明。正如司马光自己所说的：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也就是说，在司马光看来，礼制和名分是非常重要的。
用这样的标准我们反过来再看一下三家分晋的故事，就能发现，韩赵魏三家分了晋国，就是彻彻底底地颠覆了礼制、毁掉了名分。虽然周厉王 、周幽王在位时把周朝搞得很不成样子，但是周天子的权威尚且存在。虽然东周迁都，但是说到底也只是换了一个政治中心。虽然，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已经衰微，五霸们如果想分分钟钟也是可以替代周王朝，但是他们都还是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因为他们都是尊重礼制的。但是，三家分晋的行为，是突破了礼仪制度和名分的界限，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司马光所不能接受的。
另外，正如司马光写到的“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虽然周王室最终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有着些许的无奈，因为以当时的周天子的威望来说，他根本无力拒绝。但是，司马光一下子就点出了三家分晋的根本，虽然表面上看是三家破坏了礼制，但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周王朝自己没有了权威，导致了底下的诸侯犯上作乱。
2.仁德的重要性
司马光不仅通过三家分晋，来批判韩、赵、魏三家摧毁礼制、破坏名分的行为，也同时表达了对智伯，这个被韩赵魏合剿的人的批判。在三家分晋的故事中，司马光写出了智伯由于不施行仁政所遭受的报应。
在三家分晋的故事开头，智氏的负责人智宣子在确立继承人的时候，选定了智伯。不过当时就有人提出了反对，认为智伯虽然有五方面的过人之处，他身材高大、善于骑射、才艺双全、能言善辩、坚毅果敢，但是他有着非常致命的短板，就是不仁。
仁，一直是儒家学派所倡导的重要品质。因此，司马光在写三家分晋的故事时，不仅充分论述了韩、赵、魏行为的不正当性，还对智伯进行了一系列的批驳。虽然他的五个过人之处，确实可以成为一个领导者身上的闪光点。但是，从司马光儒者的身份看来，不仁这个致命弱点，足以掩盖他其他的优点。他也把智伯的失败，归结到了不仁上。
在儒者的价值观中，德才兼备是圣人、德胜才的是君子，德才皆无的是愚人，而才胜德的是小人。无论是主政一方的诸侯，还是治理一国的君主，上到国、下到家，才胜德的小人是非常可怕的一类人。轻则他们可能会把国家弄乱，重则可能亡国败家。因此，司马光把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首篇，就是要传达儒者的价值观，把仁和道德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三家分晋列为《资治通鉴》之首的时代原因
对于历史的分析，永远不能脱离了历史。说完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写作时传达的价值观念。我们再来看看司马光所处的时代背景，这样我们也就更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在三家分晋上大做文章了。
《资治通鉴》成书于宋代，这时是儒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的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重振纲常礼教，抵御和清理佛老思想对社会和统治的影响，非常需要一种统治上的思想武器。这是《资治通鉴》创作的重要时代背景。因此，看似是一本史书，但是司马光在创作时已经不可避免地要为宋朝统治阶层思想宣传服务了。作为北宋重要的主政官员，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必须要体现统治者的意志。
看似是司马光一人在创作《资治通鉴》，其实背后有着官方的最高支持。宋英宗、神宗非常重视《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尤其是宋神宗还为《资治通鉴》做序。这更可以表明统治阶层对待这部史书的态度。
因此，《资治通鉴》不只是一本简简单单的通史书，更是体现北宋时期的国家意识。司马光和宋朝统治者希望通过这样一本史书，来传递出他们所希望倡导的儒家精神。因此，司马光把三家分晋放在了《资治通鉴》开篇并对其进行品评，也是有其目的和意义的。对于当时的宋朝来说，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需要儒家的“以礼为纪”，需要尊重“礼”与“名”，“仁”与“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这些都是司马光借助三家分晋和《资治通鉴》来帮助宋王朝传播的重要宗旨。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在三家分晋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要大做文章？
“三家分晋”其实是《资治通鉴》的第一章，也就是首篇文章，古人写史书都是有目的性的，尤其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书本意就是写给皇帝查阅，便于治国的书。所以《资治通鉴》要在第一章就要表现的开宗明义，也就是告诉帝王们如何治国，如何识别人才。“三家分晋”刚好符合司马光的表达观点的要求，是一个合适抒发司马光观点的事情。我们现在就看看“三家分晋”是怎么被司马光阐述，司马光又想表达什么样子的观点。
何以治国？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皇帝治理一个国家最需要什么？答案有很多，司马光提出的是“礼”，最为重要的是由礼衍生出的名和分，也就是名分，亦或是名义。可以想象一下，天下亿万的民众居然受一个人的控制，而且为了这个人四处劳累奔走，还为这个人任劳任怨，为什么呢？是因为有礼的存在，有礼衍生出来的名义存在，所以作为皇帝只需要维护礼的存在，有礼的存在，那么皇帝和大臣的区分就永远存在，所以大臣不敢于挑战皇帝。这其实是儒家礼乐制度的强大之处，礼乐制度把社会划分为各个阶级，然后让各个阶级享受不同的待遇，还给各个阶级贴上不同的标签，比如公侯伯子男的爵位，再比如士农工商的区分，这些层级上的划分使得每个阶级都安心在自己等级下生活，使得统治者皇帝并不需要多么强大的武力和暴力就使得天下的百姓和官吏臣服。所以司马迁就说“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这个名义必须始终被君主把握，不可以被其他人操持。理解了这些就谈到了“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是指代晋国晋国国君原来手下的六卿经过一番搏斗最后剩下了三个卿，分别是赵家，韩家，魏家，这三个家族在击败智氏之后，瓜分了整个晋国，把当时晋国国君晋哀公迁徙到绛地，留给晋国国君绛和曲沃二地，随后他们派遣使者来到洛阳，请求当时的周天子周威烈王承认他们是诸侯。在周朝的官职里，是分为王，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也就是韩赵魏要求他们从卿升为诸侯，周威烈王同意，“三家分晋”就是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同时也是司马光所说的周威烈王自己把名义破坏了。赵韩魏三家原本是晋国国君的臣子，他们以臣子的身份反对晋国国君，瓜分晋国。这就是以臣反君，也就是以下犯上，周威烈王作为天子居然封赵韩魏为诸侯，是典型的鼓励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那么周王室也就大难临头，因为今天赵韩魏以下犯上，那么明天就会有其他人来攻击周天子。当然有人会说他们手里拿着枪，周天子能不屈服吗？
但是司马光讲到周王室东迁到洛阳，处在春秋的时候，周王室依旧不强大，周天子的势力也没有齐国和晋国，但是为什么齐桓公和晋文公成为霸主之后还要“尊王攘夷”，迎奉周天子呢？是因为名义尚在，周天子虽然落魄，但是他还是天下的共主，比如春秋时期的周襄王，当时周王室的洛阳地区发生了“王子带之乱”，周襄王被迫出奔，最后是晋文公带兵平定了王子带之乱，使得周襄王回到了洛阳，晋文公晚年的时候曾经向周襄王请求依照王室的礼仪埋葬自己，但是周襄王不同意，周襄王说：“这是周朝的礼节，只有周王才能享受，如果叔父（晋文公）想要使用王室的葬礼，可以自己就这么做，何必来洛阳请求我的允许呢？”周襄王这就把握住了名义，所以周朝能够享有天下，而没有人去攻击周天子，当时鲁国有三桓，郑国有九穆，齐国有田常但是都没有攻杀国君。是因为名分尚在。赵韩魏虽然实力强大，但是也要派使者前去洛阳请求周天子允许，假如周天子不允许，赵韩魏难道要攻打洛阳灭亡周天子吗？但是周威烈王允许赵韩魏为诸侯，那就是同意以下犯上，由此天下何人还会在再顾及名义，没有了名义，以实力决定强大，那么周天子还有什么用处。
司马光作为儒家学者，这里阐述了儒家观念里的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统治国家的观点。是一种儒家理念下的天下观和治国术。而“三家分晋”刚刚是周朝时期的大事情，正好可以用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谁是人才？
其次司马光通过三家分晋里智瑶的灭亡也阐述了自己的人才观，世界上的人大概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有才有德，被称为圣人，第二种有德行胜过才能的是君子，第三种有才能胜过德行的是小人，第四种既没有德行又没有才能那就是愚人，那么治理国家需要那种人呢？
回到“三家分晋”，赵韩魏三家瓜分晋国之前是赵韩魏智四家，此前是六家，但是有两家范氏和中行氏已经被消灭，而智氏在当时的势力比较强大，智氏的家主智宣子临终把家族交给了自己的智瑶，智瑶此人长相俊美，能文能武，十分果决，按照道理是理想的继承人，但是这种天才都是十分骄傲的，看不起其他人，他对于韩氏，魏氏，赵氏步步紧逼，而又不做防备。最终被赵韩魏三家消灭。智氏一族都被灭亡。
智瑶此人就是才能胜过德行，司马光说才能胜过德行的小人很喜欢做恶事，因为小人有能力，所以什么事都做的出来，所以小人为恶一般做的坏事都是破坏性极大的，所以才用人才绝对不能够用小人，相反愚人都比小人好，为什么呢？愚蠢的人做恶事，他的智商不高，能力很小，破坏性太小了，就像是吃奶的小狗去咬人，很容易就被制服了，而小人能力大又聪明，他做坏事，智商和能力就如虎添翼，基本上没有人能够制服他。这就是宁愿用愚人也不要用小人。而很多人多迷恋才能，那是因为有德行的人都通常被人们所尊敬，而有才能的人很多人都喜欢他，尊敬的人难以接近，有才的人却很亲密，所以国家得败坏的奸臣，家族灭亡的败子都是才能胜过德行。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在三家分晋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要大做文章？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在三家分晋这件事上，为什么要大做文章。
答：《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说起，首先看到周天下是以中原文明为基点，周边都认为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都不足为虑。作为周威烈王姬午来说，分封三诸侯，相当于汉武帝的推恩令。晋国独大，对王权的威胁太过强大，不得已增添三个诸侯，希望能够削弱对王权的威胁。但他只看到中原地区，没有看到更广阔的地方，如果看到的话，也会把五霸都分成若干的诸侯国，这样，周王权才会稳定，周天下可以走得更长久些。
作为能够得到名分的新封诸侯国，因为欣喜若狂，当然会听从周天子号令，从而达到政权的稳固。
那么，如果周威烈王不“三家分晋”，后面的历史走向，秦国将不可能再雄起；因为中原的败落意味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强大与争夺。
历史的走向永远分为三层：王者、诸侯、百姓，三者利益分层在被容许的范围内，社会安定；哪一方独大，意味着社会将再分配。所以，司马光先生把其列为重要事件来书写。敬奉！2021年12月14日
------------------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