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教皇与皇帝，谁的权力更大？
▍在欧洲，教皇与皇帝，谁的权力更大？
国家强大皇帝的权力大，拿破仑可以给自己加冕，国家弱小教皇一句话可以换一个皇帝
▍在欧洲，教皇与皇帝，谁的权力更大？
与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统治不同，西欧自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后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一种由代表世俗权力的王权（皇权）和代表宗教权力的教权（神权）构成的二元统治局面。
两种权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在漫长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两者此消彼长，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对欧洲政治格局形成和人文精神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里首先说明一点：本文主要介绍的是各国国王或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权力纠葛，至于地方贵族与各区主教之间的关系不在讨论之列。
那么，在欧洲中世纪教皇和国王，到底谁的权力更大呢？
其实，这种实力对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变化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将两者实力对比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5世纪至10世纪：王教合作时期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被废，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广袤的土地上蛮族林立，相互争斗不休。5世纪末，克洛维统一了法兰克各部落，建立了墨洛温王朝。
克洛维此时需要通过基督教统一各自为政、混乱不堪的法兰克各部落，而基督教也需要依附于王权在乱世中生存和发展。于是两者一拍即合，496年克洛维皈依基督教，开启了基督教和世俗王权相爱相杀，合作竞争的千年大幕。
751年，法兰克王国的宫相“矮子”丕平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篡夺王位，创建加洛林王朝，开创了教皇干预世俗国王废立的先例。丕平为报答教皇，击败伦巴第人，并将意大利中部的一部分领地赠送给教皇，成立教皇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丕平献土”。教皇国的成立，使得一直以来只具有精神统治权的教皇首次拥有的世俗权力。
教皇为丕平加冕，使得教皇自认为有废立国王之权，为日后教权和王权执政埋下了根源。
771年，丕平的儿子查理成为法兰克国王，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查理曼”，查理曼在位期间，击退阿拉伯人入侵，征服萨克森蛮族，并对所征服之地强制推行基督教，使得西欧大部分地区都皈依了天主教。
查理曼画像
799年，查理曼率兵攻入罗马，恢复了被驱逐主教利奥三世的教皇之位。800年圣诞节，查理曼在圣彼得大教堂礼拜之时，利奥三世突然将一顶皇冠戴在了查理曼头上，并宣布查理曼为“罗马人的皇帝”，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和基督教世界的保护者。
此举开创了教皇为皇帝加冕的先例，再次强化了“君权神授”的古老原则，此后欧洲历任皇帝都需要经过罗马教皇的正式加冕才算合法，这就奠定了欧洲教廷与王廷双重统治的政治体制。
查理曼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帝”
查理曼死后，他的孙子将偌大帝国一分为三，形成了东、西、中法兰克三足鼎立的局面，不久后中法兰克被东、西法兰克吞并，东、西法兰克也逐渐决裂，形成了当今法兰西和德意志的雏形。
961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进军意大利帮教皇摆脱当时罗马统治者贝伦加尔的控制，教皇为奥托一世加冕，封他为“罗马帝国”皇帝。
从以上几个事件中可以看出，在此阶段，教权和王权（皇权）之间基本上维持一种合作共赢的局面，王权需要通过教权为其统治披上合法化、神圣化的外衣，从而加强王权。而教权也需要通过依附于王权，来对抗当地反抗的世俗势力，并在欧洲推广和维护基督教世界的统治。
这五个多世纪是教权和王权的蜜月期，基本呈现一种合作大于竞争，相互利用，共同发展的局面。
第二阶段：11世纪至13世纪：王教之争—教权居于上风
教权与王权的合作，势必会影响宗教形而上的崇高性和纯洁性，教会难免为世俗权力所影响，因此很多教士开始追求享乐，生活逐渐奢靡淫逸。
克吕尼改革运动主张禁欲苦修
主教叙任权之争
在这种背景下，一场主张苦修禁欲，恢复天主教纯洁性的克吕尼改革运动在西欧各国兴起。罗马教廷利用这场运动，发起了一场巩固教权，削弱王权的主教叙任权之争，王权与教权从此结束蜜月期，双方陷入了长期的拉锯战中。
“主教叙任权”是指授任主教和修院院长等高级神职的权力。教皇认为各区主教的任免均应听从罗马教廷的安排，而世俗国王则认为“君权神授”，上帝不但赐予他们世俗统治权，同时还赐给他们教会管理权，授任神职之权应属封建君主。
1075年，改革派强势人物格列高利七世成为教皇，并发布《教皇敕令》，宣称只有教皇具有任免主教，制定新法规，设立新教区的权力，只有罗马主教堪称普世主教，有权废黜皇帝，罗马教会永不犯错误，教皇永不受审判等等。敕令明确了世俗皇帝无主教叙任之权，重申了教权高于皇权的古老法则。
格里高利七世发布《教皇敕令》
亨利四世对《教皇敕令》无动于衷，再次委任米兰大主教，并在1076年召开沃尔姆斯宗教会议，斥责格里高利七世，否认他的教皇权力。
卡诺莎之辱
格里高利七世作为回击，颁布了中世纪最著名的教皇法令，宣布革除亨利四世的教籍，取消其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治权，解除其臣民对其的效忠誓言。
德国内部的反对势力趁机联合起来，宣布如果亨利四世一年内不能恢复教籍，就会废黜其帝位。
亨利四世被逼无奈，冒着漫天风雪来到阿尔卑斯山的卡诺莎城堡乞求教皇的宽恕。亨利四世赤脚在雪地里跪了三天三夜，才得到格里高利七世的谅解，史称“卡诺莎之辱”。此后，“卡诺莎”在西欧各国成了屈辱的代名词。由此教皇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在主教叙任权之争中，教权获得了第一轮的胜利。
亨利四世下跪乞求格里高利七世的宽恕
得到宽恕后的亨利四世回国，很快便稳定了局势，随后率军围攻教皇国，并宣布废除格里高利七世。
亨利四世死后，亨利五世继位德皇，并与教皇再次就主教叙任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双方在1122年达成妥协，签订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规定皇帝放弃主教叙任权，德意志的主教和修院院长由神职界按照法规选举产生，但皇帝可临场监选。
这场旷日持久的主教叙任权斗争终于告一段落，教会取得了极大胜利，教皇的权势已发展到足以与皇权相对抗的地步。从此，确立了中世纪西欧的分权局面，对近代西方分权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继位德皇后，意图洗刷“卡诺莎之辱”，五征意大利，虽然换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但最终还是在教皇和意大利同盟的强大兵力下屈服，最终于1177年与教皇签订合约，归还教产，并承诺不干涉教皇国内部事务，并下跪亲吻教皇的脚，再次上演“卡诺莎之辱。”
红胡子在意大利语中称为“巴巴罗萨”，意为其胡子是被意大利人民的鲜血所染红
其他国家的王教之争
除德意志外，欧洲其他国家也先后爆发主教叙任权之争，如英国的坎特伯雷主教安瑟尔谟曾反对英王亨利一世拥有主教叙任权，双方爆发激烈斗争。后来双方妥协，国王放弃主教叙任权，但教会神职人员需向国王宣誓效忠。
此后英格兰金雀花王朝开创者亨利二世与当时坎特伯雷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也因为主教叙任权、神职人员审判权等爆发冲突。贝克特遇刺身亡，亨利二世迫于压力赤足来到贝克特陵前忏悔，获得教会宽恕，并放弃了《克拉伦登条例》中侵犯教士利益的条款。在此阶段，在英国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中，从名义上来看，教会同样获得了胜利。
教权达到顶峰
教皇权势在英诺森三世时期达到了顶峰。
英诺森三世是一位极具政治手腕的人，他在位期间先后压服德皇、英王等世俗君主，将教会势力推上了顶峰，他本人也被后世誉为“万皇之皇”。
1198年英诺森当选教皇，他承袭格列高利七世的教权观点，认为教皇是上帝在世上的代表，皇帝和国王应臣属于教皇，并由教皇授予世俗权力。他致力于建立欧洲基督教封建神权的大一统帝国。
英诺森三世画像
他先是利用霍亨斯陶芬和维尔夫家族矛盾，挑起德意志内战，从而将德国在意大利势力驱逐出去，巩固了教皇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其后将年幼的腓特烈二世扶上王位，控制德意志政局，并迫使腓特烈二世放弃将西西里王国和德意志王国统一的想法。
在英国，他利用各贵族对国王的反叛，迫使英王约翰向教皇称臣纳贡，取得教权对王权空前绝后的一次胜利。
除了对王权的压制外，英诺森在位期间还发起多次十字军，征服拜占庭，镇压阿尔比派，极大拓展了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强化了罗马教会的统治地位。
这个阶段，欧洲各国势力基本站稳了脚跟，各国王室力量也得到了足够的加强，所以此时的教权失去了原有意义，反而形成了一种制约皇权的掣肘。
而此时的西欧各国均已皈依天主教，教会在精神世界的权势达到了顶峰，势必要求更多的世俗权力，且在此阶段，教皇号召各国发动十字军东侵，教皇在名义上掌握了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形成了能够与世俗王权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因此，双方在结束了蜜月期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决裂和战争。
在此阶段，罗马教会与德、英、法各国世俗权力都因为主教叙任、神职人员审判等问题爆发了冲突，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在英诺森三世的铁腕强权、纵横捭阖之下走向权势巅峰。
神圣罗马帝国邦国林立，对德皇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但需要注意的是，教皇在与德皇的长期斗争中能够一度占据优势，其主要原因与德意志松散的政治制度有很大关系，这就为教皇分化瓦解德意志王国力量，利用德国反叛势力挑战德皇提供了便利。
一旦世俗王权统一整合国内贵族，形成一个整体，教权便失去了对王权的压制能力，攻守之势很容易逆转，这就为接下来的教权衰落埋下了伏笔。
第三阶段：13世纪至15世纪：王教之争—教权开始衰落
阿维尼翁之囚
13世纪末，法王腓力四世，加强王权，打压各地诸侯，成为法国第一位专制君主。为了筹集对英战争的军费，腓力四世将目光投向教会，并下令向神职人员征税。
1296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发布通谕，宣布国王无权向教会行使任何权力。腓力四世下令禁止法国货币出境予以回应，教皇被迫让步，同意法王向法国境内教会征税。然而，双方斗争并没有停息。
1302年，腓力四世召开首次召开三级会议，寻求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的支持，教皇发布《一圣通谕》，重申教皇拥有高于世俗君主的最高权力。
1303年，教皇准备发起破门律，腓力四世率先攻入教皇宫，将卜尼法斯八世痛打致死。法王控制了罗马教廷，教皇权势由盛转衰。
1305年，腓力四世选举法国人克雷芒五世为教皇，并于1309年将教皇宫底迁往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并且一直持续了近70年，此后连续7任教皇都是由法王控制的法国人。人们将这一阶段的教皇称为“阿维尼翁之囚”。
除了对教会的打压控制外，腓力四世还以信仰异端为名镇压了当时著名的圣殿骑士团，并于1307年10月13日星期五，将骑士团大多数成员实施火刑，十字军中最著名的一只骑士团就此覆灭。而这一天，也成了后世让人避讳不已的“黑色星期五。”
圣殿骑士团是教皇打压异己，对抗封建君主的重要力量
法王权势日盛，教皇成为法王打压国内贵族，抗衡英格兰和德意志的工具，教权一落千丈，王权快速崛起。
西方教会大分裂
1377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将教廷重新迁回罗马，结束了近七十年的阿维尼翁之囚时期。格里高利十一世死后，枢机主教团发生意见分歧，法国势力和意大利势力各自选举了一个教皇，并形成对峙局面。此后由于英、法、德、西等诸国的介入，又选举了一名教皇，形成了三个教皇鼎足而立的局面，罗马教廷变得混乱不堪。
1417年，为了镇压新教改革运动，各国君主达成协议，将三个分裂教皇全部废黜，另选举马丁五世为新教皇，结束了历时40年的西方教会大分裂，然而教皇权势从此一蹶不振，教权永久丧失了与世俗王权抗衡的力量。
第四阶段：16世纪至17世纪：宗教改革运动
由于罗马教廷的骄奢淫逸以及文艺复兴带来的进步思想，宗教改革思想在西欧各国悄然萌发。1517年，利奥十世在德国兜售赎罪券成为了最终导火索。马丁路德针对赎罪券，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并迅速在各国蔓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新兴资产阶级和部分封建贵族势力的支持。
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
最终经过一系列长期复杂的斗争之后，基督教再次发生大分裂，形成了传统天主教和信教（统称）两种教派。瑞士、尼德兰、法国南部等地，成为新教势力范围。英国、北欧诸国也建立了各自的国教，国王取代教皇成为教会首脑。
法国虽然仍坚持信仰天主教，然而王权进一步得到加强，并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教廷控制。
罗马天主教势力范围只剩下德意志、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少数地区。
宗教改革运动给本就虚弱不堪的罗马教廷以致命一击，从此教权开始一步步沦为王权的附庸，成为各国相互征伐利用的工具。
总结
从上面的发展历程来看，中世纪一千多年的时间中，教权和王权之间争斗不休，相互制约，此消彼长，但总体来看呈现一种教权由弱变强，然后由盛转衰的变化趋势。而世俗王权则一步步加强，最终摆脱教权控制，在15、16世纪开始走向中央集权、君主专制。
教权和王权的斗争是中世纪西欧历史的主旋律之一，虽然给底层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对于近现代欧洲分权制度的形成有着明显的推动意义。
最后再次申明一点，在很多人眼中，欧洲中世纪教权凌驾于王权，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除了11、12世纪教权极盛时期，教权在与王权的斗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劣势越发明显。究其原因，教权始终只能在精神上对人们施以影响和控制，一旦人们意识觉醒，这种虚无缥缈的约束能力便会瞬间瓦解。
欧洲封建制度示意图
而世俗王权则通过等级森严的封建分封制度、不断完善的国家法律制度和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在经济、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形成了对民众的制约和掌控。教权与王权对民众的制约和掌控，可有效反映出双方实力的对比。
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教皇压制王权的办法比较单一，只能通过破门律挑动国内贵族反抗王权，如果针对德意志这样松散的国家还比较有效，而像英、法这样逐渐形成君主专制的国家效果则要大打折扣。
而王权的操作手段显然要更多样更有效，可以如腓特烈一世一样直接率军攻入罗马，血洗罗马城，也可以向腓力四世那样扶持亲法势力，控制教皇，或者像英王亨利二世那样虚与委蛇。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话始终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欧洲，教皇与皇帝，谁的权力更大？
这个问题太大了，简单说一下吧。二者权力孰大孰小，分时间，也分人。由于欧洲历史上既有皇帝又有国王，所以就直接用“君主”代替二者。
从时间上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开启的中世纪是教皇权力最大的时期，欧洲不少君主（但不是全部）的加冕都需要经教皇之手。一旦世俗君主不服从于教皇，教皇就会以开除教籍、拉动其他国家讨伐等方式逼迫世俗君主就范。这一时期的代表事件就是“卡诺莎之辱”，堂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向一个鞋匠之家出身的教皇忏悔了三天三夜才得到一个吻。
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中世纪逐渐落下帷幕，基督教和教皇的地位受到严重冲击，教皇地位大不如前。比如拿破仑加冕时，拒绝跪在教皇面前接受加冕，而且直接把皇冠夺了过来自己亲手戴上。
从地域和人上说，教皇在欧洲的影响力也不是绝对的。比如，丕平献土、卡诺莎之辱都表明那个时候教皇的教权绝对是高于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这些国家的君权的，所以矮子丕平、亨利四世才买教皇的账。但是，要是放在其他地方，比如拜占庭帝国（8世纪中期罗马教会就摆脱了拜占庭皇帝的控制）、保加利亚第一帝国（也有人叫王国），教皇的影响力就很有限了，尤其是拜占庭皇帝和罗马教会的互怼互掐简直不要太多。
拜占庭信仰东正教，君士坦丁堡教会和罗马教会是对立的，拜占庭皇帝自然也不需要罗马教皇认可。保加利亚的沙皇头衔则是把拜占庭帝国揍了一顿，拜占庭人承认的，也和罗马教皇没关系。所以欧洲历史上只有丕平献土，绝没有什么巴西尔二世献土、萨穆伊尔献土。
现在欧洲也有教皇，还有君主。君主作为国家象征，虽然统而不治但影响力仍然在；教皇作为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也可以通过宗教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些天主教国家的天主教徒。不过毕竟历史的车轮是向前转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教皇对除梵蒂冈外的国家的影响，其实也就比没有影响要好一点点而已。
▍在欧洲，教皇与皇帝，谁的权力更大？
想要搞清楚皇权和教权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欧洲的「国王(knig)」和「皇帝(Kaiser)」之间不能划等号。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国王有很多个，指的是一个具体国家的君主，比如东/西法兰克王国、意大利、勃艮第等，而皇帝只有一个，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名义上)由法兰克王国的各个公爵选举出来，在亚琛主教座堂由科隆，美因茨，特里尔的三位大主教加冕成为国王;而后在罗马(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在罗马，18世纪以后转去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被教皇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不是每一位东法兰克国王都能被加冕成为皇帝。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名义上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皇帝，事实上却没有什么能干涉别的国家内政的实际权力，能管的还是自己面前的一亩三分地，可以说只是一个光荣的称号。
在皇帝和教皇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之前，他们确实也当过蛮长一段时间的好朋友。
中世纪早期，宗教对于权力拥有者来说是一种政治手段。当初查理大帝也是打着要让上帝的光辉遍大地的名义统一了西欧大陆，为此他还屠杀的四千萨克森人，只因为他们不肯臣服于他并接受基督教的洗礼，纵使查理曼一生功绩无数，千八百年过去了，无数水军前赴后继都没能成功洗刷掉他这个污点。
那时的欧洲，向来都是诸侯割据，贵族们圈地自乐自扫门前雪，虽然他们不怎么关心别家怎么过日子，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是老大，你们都要听我的!」，他们还是会有点介意的，具体表现就是不服气，有的时候甚至会联手把那个想当老大的人干掉。对于想当国王的那个人来说，即便他家底子够好，军事力量够强大，已然干翻了那些反对他的人，他仍然需要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官方认证。不然大家还是不服气，「我今天虽然被你干掉了，那是你小子运气好，我歇个两天一定还来找你事儿，你等着!」，而且当大家都这么想时，这个老大当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让别人输得心服口服的官方认证这个时候就显得无比重要。所谓的官方认证，说白了就是来自上帝的认可——宣称自己的世俗统治权是上帝授予的，这一招看似很缥缈，但是在那会儿信仰及盛的大背景下，还是非常有用的。就像我们的帝王，尤其是开国皇帝，比如朱元璋，出生时一定传说天象异常比如红光满地什么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套路都是一样的，不搞点噱头出来表示你异于常人，大家怎么能心服口服的跟着你干呢。
在欧洲，天降神龙是不可能的了，说上帝亲自出现了给了你指示，估计也没什么人信，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好朋友主教出场了。主教作为可以跟上帝对话的神职人员，能够向民众传达上帝的旨意，自然也可以代表上帝为国王加冕。
除了加冕，主教还能给国王在治理国家上给予帮助。中世界早期的大多数国王，怎么说呢，就是个文盲，基本不认识几个字儿。他们所接受的基本上只有军事教育，说难听一点，那会国王的日常就是打架睡觉啃骨头。然而诺大一个国家，除了干仗总归会有一些别的琐事需要麻烦国王的，而作为那会全国上下为数不多认识字儿的人的主教，自然成为了国王请教的对象。
讲到现在都是国王和主教纯洁的友情，那教皇是何时出现横刀夺爱一跃成为日后的男主的呢?
公元751年，宫相矮子丕平派人给教皇捎去了一封特别不正式的信，假模假式的问教皇「一个没有实权的领袖是否还能被称为国王」，教皇毕竟是读过书的，这么明显的篡位意图他一眼就看出来了，然而教皇还是非常迅速的给矮子丕平回了一封信「谁有实权谁就当国王呗」。作为教皇公然支持别人篡位怎么听都不太好听，但是教皇不傻，他这么明确的表示自己的态度，更加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自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同盟保证自己在亚平宁半岛的地位。
伦巴底人的军事侵略活动已经威胁到了教皇的领地，而这时的拜占庭自己也四面楚歌捉襟见肘，教皇只能寻找一个新的同盟。他给丕平以宗教保障，换取的是丕平的军事援助。再到后来丕平的儿子查理大帝帮助教皇彻底征服伦巴底人后，作为回报，教皇加冕查理曼为“罗马人的皇帝”。就这样，教皇和皇帝第一次正式牵上了友谊的双手——你给我名分，我帮你打架。
皇帝和教皇的明争暗斗
教皇和皇帝变成好朋友之后，教会官员的任命虽然理论上应该是罗马天主教会的职责，但实际上却是由世俗权威履行。即皇帝可以任免教皇，而教皇同时也可以为皇帝加冕，因此，这样一个对教会职位的世俗叙任便成了永不停止的周而复始。在这样的无限循环中教皇和皇帝手拉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走过了三百年，这期间他们虽然也有分歧和矛盾，但也都因为更大的共同利益携手化解了。
▍在欧洲，教皇与皇帝，谁的权力更大？
大家好，我是唐岛渔夫。
下面由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先纠正一下题设，罗马帝国有皇帝，东罗马帝国有皇帝，但大部分中世纪欧洲国家，只有国王。
如果要比较，最好是比较教皇和国王（皇帝（东罗马/神罗）），这样问题才比较有意义。
下面具体来讲一下，如下，
（1）东罗马帝国的教皇与皇帝
（2）中世纪教皇与国王
（3）神圣罗马帝国教皇与皇帝
（1）东罗马帝国的教皇与皇帝
东罗马皇帝的麾下，不允许有超越皇权的教权存在，因为皇帝本人，就拥有帝国范围内最高宗教地位。不过这样一来，罗马城的地位尤其尴尬。西罗马沦陷之初，罗马已然不在东罗马皇帝的掌控之中，失去了的靠山的利奥一世甚至还要豁出老脸去帮罗马城争一条活路。而在另外一方面，教皇在基督教业内声名日隆，不仅能够影响罗马人世界，还能够影响最广泛的野蛮人世界。就教皇的这个附加属性而言，教权虽然理论上不如皇权，但却俨然要高于东罗马皇帝治所仅限于东罗马一域的皇权。
最好的解决方案，当然是皇帝挥师西征，拿下罗马城这个故国旧都。了却一个念想的同时，也把教权统统收归给皇帝本人来整合；如果没有实力去完成最优解决方案，索性就退一步，把新罗马的牧首重新打造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面旗帜，以抵消来自于亚平宁半岛的巨大宗教离心力。但无论是最优方案还是次优方案，都需要东罗马的皇帝本人足够争气，因为谁让你自带政教合一体质呢？
旧罗马有个教皇，新罗马有个皇帝。教皇说拉丁语，皇帝说的是希腊语。
比语言分歧更大的，是对于教权的明争暗斗。你一个生活在沦陷区蛮族世界中心的挂名教皇，能有今天还不是仰仗东罗马皇帝带来的片刻安宁。即便如此，刚刚吃上一口饱饭，马上就忙不迭地跑到新罗马来争权夺利，手未免伸得太长了，无论怎么琢磨皇帝都觉窝火。说白了，表面上的春风化雨，度化人心，却挡不住凡尘俗世的金钱诱惑，权力春药。纵然是每天满嘴仁义道德的宗教领袖们，也难逃这个窠臼。
东部皇权与西部教权之间的摩擦，最终酿成一桩大事件——圣像破坏运动（Religious dispute over iconoclasm）。
圣像破坏运动之后，东西方宗教大分裂，最终衍生出了今天西方的东正教和天主教。
（2）中世纪教皇与国王
西欧封建制，这套体制并不看重血缘，而是以财力和军事能力为基础。并且国王以下，作为大贵族的封臣们在自己的领地上，可以行使自主的行政、军事、司法、财务权力，包括单独发行货币的权力。这样的封建体系，很大程度上会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独立倾向。这种情况甚至夸张到了——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地步。甚至国王本人，分封到最后，只能是把自己的地盘越搞越小，搞到最后自己只能在自留地赚点零花钱的窘迫地步。
王权如此不堪，教权就一定会乘虚而入。因为教皇本人，包括教皇可以控制的西欧境内的大大小小的教士，无不都是货真价实裂土封疆的封建主。今天史家有一种说法，中世纪光是教会与修道院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就已经占据了整个欧洲的三分之一了。想一想，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封建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谈当时法兰克王国以及中世纪那些所谓的皇帝们，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西欧奇葩的封建制，还有无处不在的大奸似伪的基督教影响。
中世纪欧洲的所谓民主，实际上是原始部落公有制的一种中古政治体现。即便是上溯到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时期，元老院的设置也只是欧洲上古时代军事民主制的一种传承而已。在这个其中，充斥的依然是政治阴谋，军事政变、尔虞我诈、杀人如麻。和中国的历史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反而是因为王权与教权相剥离，古代欧洲的政治版图与政治角力更加复杂了。
简单来讲，王权强大的时候教权必然要靠边站，而王权弱小的时候，教权则必然能够坐收渔利。欧洲封建采邑制度的存在，是教权强大的天然土壤，利用各个小国对于教权的依赖，很容易干涉各个政权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
举个例子，中世纪法国卡佩王朝，当卡佩王朝的历代先王们受困于法兰西岛而无法自由呼吸的时候，对教权必然是不敢带头挑战的。一旦有个闪失，很容易被教皇驱逐出教会，到时候即便是皇室贵族也难免成了孤家寡人，甚至要面临上帝子民们针对异教徒的圣战。
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婚丧嫁娶——教会控制了中世纪欧洲人的生活模式，所以一夫一妻制才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当然，一夫一妻制只是个幌子，只要国王愿意，他可以跟无数的女人在一起，充分享受特殊阶层为自己带来的特殊享受。然而，不管国王外面有多少女人，正牌妻子只能有一个，也只有正牌妻子所生的儿子，才能算是亲儿子。其他女人哪怕生一万个儿子，也只能算是私生子。
教会规定，基督徒们无缘无故不能结婚或者离婚，如果确实有特殊情况需要结婚离婚的，则需要提出申请，由教会批准之后才能结婚离婚。即便是国王，也不例外。
（3）神圣罗马帝国教皇与皇帝
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有名无实的“帝国”，同样帝国“皇帝”大部分情况下只是相当于德意志国王而已。
不过，我们还是找个例子，简单讲一下，
以萨利安王朝的亨利四世为例。
起因，是叙任权之争。
德意志王国和罗马教廷的早期矛盾，集中体现在了叙任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
所谓叙任权之争，是指罗马教廷与世俗王权之间对于神职人员在本地国的任命问题。按照今天我们职场的概念来讲，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属地是在各个王国，但是神职人员的纵向业务领导却是罗马教廷。按照常规来讲，地方行政大员，对于纵向业务专业线的人事委派，应该行使的是否决权，而非任命权。举个例子来讲吧，某个市的市长属于本地行政领导，他有权管理本地的市公安局，但是纵向来看，省公安厅才是决定市公安局人事任命的上级权力机构。所以，叙任权之争，就有点类似于市长与省公安厅对于市公安局的人事任命权的争夺。
公元1073 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颁布了基督教宗教界著名的《教宗训令》（Dictatus papae）。在这个训令第十二条中，石破天惊地出现了这样一行字“可以允许他（教皇）废除皇帝”。这件事情，显然已经把教权与王权的矛盾完全明面化，并且教权一方已经开始先发制人了。
王权一方，得到消息的是当时萨利安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亨利四世此时此刻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实施同萨克森的内战。权衡利弊之下，亨利四世果断选择了暂时隐忍。
公元1075 年，已经完美地在战场上镇压了萨克森人的亨利四世胜利归来。借助胜利余威，亨利四世迫不及待地和罗马教廷摊牌了。当时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警告，亨利四世不要插手北意大利米兰城的大主教任命事宜，否则教皇有权行使权力，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亨利四世则毫不示弱，坚持认为无论德意志本土还是北意大利，都是帝国的传统疆域。在此疆域内，只有王权或者皇权才是最高权威。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说了算的，是世俗王权，而不是罗马教廷。
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
公元1076 年1 月，亨利四世召集了德意志王国疆域内的多名主教，在北意大利的沃尔姆斯（Worms）举行宗教会议。会议宣布格列高利七世被废掉，会议决议即刻执行。一个月之后，公元1076 年2 月22 日，在这个足够犯二的日子里，罗马教廷做出反制动作。罗马教廷也决议，所有参加沃尔姆斯会议的人员，包括所有主教也包括国王本人，均被逐出教会。为期一年，以观后效。
罗马教廷的决议，显然在宗教界更加具有说服力。
亨利四世，终于被绝望地推到了悬崖边上。万般无奈，走投无路。
公元1077 年1 月，亨利四世带领妻儿老小，风尘仆仆地穿越阿尔卑斯山，觐见教皇。然而由于双方在过去的一年之中过于敌对，已经并不存在对话的平台，误判形势的教皇匆匆忙忙地躲进了一位德意志藩侯的城堡。这座城堡，被称之为“卡诺莎城堡” 。由于教皇迟迟不肯出来接见亨利四世，国王只能采取低三下四痛哭流涕死缠烂打的招数了。于是在瑟瑟寒风之中，亨利四世只披着麻布衣服（hairshirt），赤脚站在雪地之中。期间，不吃不喝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到最后，教皇终于从城堡中现身，并且在亨利四世额头上留下一个吻。双方的第一轮战斗，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
这件事情，被称之为“卡诺莎悔罪”（Road to Canossa）。并且，由于这件事情已经让王权耻辱到了地板以下，所以后世也经常用这个词组，形容奇耻大辱。
总而言之，教权与王权之争，是西方世界从古至今的主旋律，一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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