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阿甘正传》里那个穿星条旗衬衫演讲的人是谁啊?
▍电影《阿甘正传》里那个穿星条旗衬衫演讲的人是谁啊?
《阿甘正传》中这位身穿星条旗衬衫的男人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不仅令中国观众疑惑,就连现如今美国的年轻人也没几个能答得上来!
虽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是一个红遍全球的风云人物。
在这场戏中,阿甘被请上前台,郑重其事发表了一番演说,可惜功放的信号线被探子拔掉了,导致银幕上下的观众都没听到内容。
事实上阿甘的台词是:“有些人从越南回到家中已经失去了双腿,而有些人根本回不了家。”
阿甘身边这位明显是活动组织者、身穿星条旗衬衫的男人却一字不差、尽收耳底,听罢他动情地走上前来,泪眼婆娑地拥抱了阿甘。
那么这位组织者到底是个什么人物?他叫什么名字?
上次小编在写“盘点好莱坞自杀的演员”时,差点捎上此君,后来一想虽然他也自杀了,但毕竟不是专业演员,于是一笔抹去。但实际上他比好莱坞那些一线明星还要头角峥嵘、还要风头无俩,还要具备影响力。不信请看现场围观的信众规模,便能深有体会了。
一、关于此人影响力,电影表现得是否过于夸张?
先发一张角色原型的照片,没错,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的穿着,与电影里表现得毫无二致。
此人名叫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1936 年11月30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按照影片时代背景1967年计算,我们看到的片中的艾比·霍夫曼年龄理应31岁。
他的父母约翰·霍夫曼和弗洛伦斯·沙姆伯格都是中产阶级,是俄裔犹太人,因此艾比·霍夫曼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拉比”艾比·霍夫曼!
那么,什么是“拉比”呢?在希伯莱语中,“拉比”指聪慧博学的智者、精神上的引领者,有点类似于基督教中的神父与牧师,比如我们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看到的这个角色——
当大反派拉蒙·歌德掏出鲁格想要打死工人米纳沙时,手枪却数次卡壳,换了一支依然如此这般。这位工人米纳沙即是“拉比”,据说这一段还是当年流传于纳粹集中营中的真事儿。
影片结尾,也正是这位“拉比”代表幸存的一千余名犹太人,郑重赠给辛德勒一枚金戒指“拯救一人,即拯救全世界”。
话说回来,比起辛德勒的“拉比”,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拉比”艾比·霍夫曼的影响力就相当可观了。
许多看过《阿甘正传》的同学们会产生一个疑问,这场聚会的规模也未免太过夸张!让我们来看看艾比·霍夫曼到底召集了多少人马?
这场戏的场景地点是华盛顿的“反省池”,由著名建筑设计师亨利·培根设计,建造于1922年-1923年之间。这个大水池位于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塔之间,宽度为51米,长度为620米,比一站公交车线路还长。
熟悉情况的同学还知道,影片中“反省池”四周这些群众都是数据合成、拷贝粘贴的。大家或许会有一个疑问,即使不用花钱请群演,也犯不上摆这么多人吧?这岂止是一呼百应,简直是“一呼万应”了,太夸张了!
没错,这场戏一点都不夸张,艾比·霍夫曼就是具备这样的号召力!
那么,拥有崇高民望的艾比·霍夫曼都有哪些功绩呢?
二、以“恶作剧”起家的雅痞偶像
《阿甘正传》这部美国主旋律电影,向五十年代的“劳动、长寿、理财”等传统价值观靠拢,比如影片就多次使用“平行蒙太奇”手法,比较了阿甘与珍妮二人的生活方式,到底谁是迷途羔羊?谁才是人间正道?
在这部向六七十年代嬉皮风潮反攻倒算的电影中,怎么可以不捎上艾比·霍夫曼这个妖孽呢?
艾比·霍夫曼幼年起便是一个顽童,以对抗成人世界为乐,是一个令老师家长头痛的麻烦制造者。
在他读古典高中二年级时,时常打架斗殴,破坏学校公共财产,比如桌椅、篮球架等,基本见树踢三脚。当艾比发现这并不能彻底激怒老师校长时,他索性用他那天生优异的口才与文采写了一篇雄文,将当时能够登上报纸头条的大人物挨个骂了个遍,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被学校开除。
1959年,23岁的艾比·霍夫曼考上了布兰迪斯大学,之后前往加州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
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他爱搞恶作剧的天性终于得到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比如,比起现如今“占领华尔街”的那票美国年轻人,艾比明显更有天分。1967年8月24日,他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楼顶,向下抛洒钞票,引发街上行人哄抢,人们乱作一团,拼出老命将双手伸向天空,一时间造成交通拥堵。
大家看到这里会发出一个感慨——这个艾比也是蛮有钱的嘛!
实则不然,当时艾比抛向天空的只是三百张现钞而已,每张面额1美元。
艾比·霍夫曼最有名的恶作剧是“五角大楼驱魔仪式”,比如我们在《阿甘正传》中看到的阿甘与珍妮夜游首都这场戏中,两人背后有许多举着蜡烛的神婆神汉,口中念念有词,鱼贯而过,许多观众不解其意——
其实这也是艾比·霍夫曼成功组织的一次运动。
作为反越战积极分子的排头兵,艾比·霍夫曼当时对民众发表演说,声称越战是由魔鬼发动的,而五角大楼是一切邪恶的发源地,当时他的演说召集了五万嬉皮,与他一同前往五角大楼,秉烛夜游,一起念着咒语,给五角大楼下降头,以期五角大楼可以悬浮起来、抬升100英尺。
可以想见,五角大楼当夜纹丝未动,艾比的咒语直到三十三年之后的2001年9月11日上午9点才被局部应验——被美联77号航班撞掉一块边角。
我自岿然不动的五角大楼并未伤及艾比·霍夫曼的威信,他大胆的创意和幽默风趣的行为方式反而受到大量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他成了当时与约翰·列侬一样等价齐名的时尚偶像!
艾比·霍夫曼的多次挑衅行为当然惹得美政府大怒,某次,警察为维护秩序,在五角大楼门外动用了高压水龙头,将艾比与他的万千信众浇成落汤鸡。
艾比马上展开回击,第二天他召集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宣布自己已经成功研发出一种药剂,将这种药剂掺在水中用水枪喷射出去,会粘着于人的皮肤之上,渗透于血液中,之后会浑身燥热,头脑发昏,不可遏制地当众做出一系列羞羞的行为。
与会记者纷纷讶异地问道:“世界上居然存在这种药剂?”
艾比肯定地回答道“有”,而且他当场信誓旦旦地说道,他将用这种水枪对付围剿自己的警察——“谁用高压水龙头射我,我就用这种水枪射谁!”
天真的艾比这次遇到了一个厉害的对手,当时的市长是位权谋家,马上将其言论添油加醋加以宣传,旨在矛盾扩大化,市长对市民们发布警告——“注意保护自家的饮用水,本市长已动用大量警员监护市内各大给水设施”等等。市长这番言论引发了市民们的惶惶不安,导致当时许多人不敢喝水,可乐的销量急剧攀升,许多人在认真探讨用牛奶洗澡的可能性。
就在这时,热点人物艾比·霍夫曼又站出来辟谣——“市长大人真是多虑了,本人发明的这种药剂根本不溶于水。”
虽然证实是虚惊一场,但艾比·霍夫曼这个妖孽成了美国当权者的眼中钉、肉中刺!还未等高层出台一系列打击措施,人们惊奇地发现,艾比·霍夫曼居然出了一本书,名字叫作《偷这本书》。
书的内容展开说不怎么光彩,起因是越战期间,美国居然规定打电话要收税,艾比·霍夫曼认为这场非正义战争加重了美国人的赋税和生活成本,凭什么?于是他在书中教唆年轻人们盗打电话、盗用煤气、盗窃各种自动贩售机,总之,只要是能给资本家创造效益的,一律不予合作!
当然,你挡人家财路,人家自然要挡你生路。此后余生,艾比·霍夫曼基本是在逃亡中度过,他在美洲与欧洲之间不停游荡,为逃避美国当权者的通辑他数度整容,居无定所、无家可归、三餐不济。
在此期间,他患上了重度抑郁症及双向情感障碍,几乎丧失了一切劳动能力,包括写作。上世纪1980年,贫病交加的艾比·霍夫曼终于回国自首,被判一年徒刑。
三、最后的高光时刻,奥立佛找他演电影
1981年末,艾比·霍夫曼出狱后,整个人陷入了巨大的空虚之中。首先,他发现自己早已被人遗忘,无数的后起之秀风起云涌,年轻人已不知道他是谁,再也没有平台给他振臂一呼,F this and F that!
与他同期活跃的反战斗士列侬遭人暗杀,与他志同道合的伙伴们要么是嗨过量早已离世,要么是背叛了自己当年的信仰,穿起正装西服革履出现在华尔街,与权贵们同流合污。这一切都令艾比·霍夫曼产生了巨大的幻灭感和失落感。
八十年代中期,一个与他志同道合的人物出现在艾比面前,此君不是别人,正是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佛·斯通!
奥立佛·斯通这位反越战的万年黑导演,七年当中一口气拍摄了三部反映越战的影片——《野战排》、《生逢七月四》、《天与地》等等。
作为一个战壕的战友,奥立佛怎能忘记艾比·霍夫曼呢?于是他盛情邀请艾比出演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生逢七月四》!
虽然艾比·霍夫曼也演了电影,我们仍不能将他归类为“自杀的好莱坞明星”,因为他在《生逢七月四日》当中只是一个小客串,演员表上都没有排到前二十。
奥利佛·斯通的邀请函并未令艾比·霍夫曼转运,反而更加加重他的郁闷,艾比·霍夫曼终于清醒地认知,不论是电影还是现实生活中,他终究是个小角色。
未等影片上映,1989年4月12日,万念俱灰的艾比·霍夫曼选择服毒自尽,告别了这个他又爱又恨的世界。终年53岁!
这个时间节点未免有些可惜,如若艾比·霍夫曼再苦撑四年,他会看到《阿甘正传》的上映,他会知道,人们还未忘记他,他仍被历史铭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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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是社会中最积极活跃的分子,他们总是在寻求真理,做各种各样的试验,通过试验,他们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周恩来回答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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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酱油角色,突出阿甘的。而且那个军人把阿甘话筒线拔了后,那一段没声音,给人留下猜想。估计阿甘附近的人都听到了,那个星条旗男抱住阿甘说:兄弟讲的太好了,一针见血……估计阿甘讲了他在越南和丹中尉以及黑人巴布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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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全名艾伯特·霍华德·霍夫曼(Abbott Howard Hoffman),著名反文化人士、“异皮士”的领导人,“芝加哥七君子审判”中的被告人之一。
1936年,艾比·霍夫曼生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是家中三个孩子里最年长的。1955年进入布兰迪斯大学,毕业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1960年结婚。1965年参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1966年离婚,移居至纽约。 [3]
艾比·霍夫曼
霍夫曼和杰瑞·鲁宾等一伙人在东村创立了青年国际党(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号召这帮“异皮士”(Yippies)进行一场政治与文化革命。 [1]
1967年8月24日,艾比·霍夫曼和朋友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将三百张一元美钞撒向楼下,造成了现场的巨大混乱。 [2]1968年,霍夫曼又号召五万人在五角大楼进行“驱魔仪式”。他称越战是由魔鬼创造的,而魔鬼就是五角大楼,他让这群嬉皮士围绕着五角大楼,利用“通灵”使这栋建筑飘起来。 [1]
因1968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暴力冲突,霍夫曼和汤姆·海顿、戴维斯、鲁宾以及黑豹党的鲍比·西尔、反战组织领袖戴林杰等八人被控在芝加哥煽动暴动。这场历时数月的审判在1970年结束,“芝加哥八君子”一度被判定有罪,但上诉法庭在1973年推翻了这一判决。 [1]
1973年,霍夫曼因被控走私可卡因而被捕,后来他弃保潜逃,化名“巴里·弗里德”(Barry Freed) [3],与他的第三任妻子劳伦森一起在欧洲和纽约北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生活了数年。期间,他也曾以化名参与环保活动。直到1980年,霍夫曼才公开自首,并服刑了四个月。20世纪80年代,他以在大学授课为生,并依然参与环保运动。1986年,在一场抗议中情局校园招聘的活动中,吉米·卡特的女儿与霍夫曼一同被捕。 [1]
霍夫曼一直患有严重抑郁症。1989年4月12日,他在家中自杀身亡,死因是药物过量。 [1][3]
反战迷幻药
“赛伯空间”的“电子边疆”伴随着反战和嬉皮士运动猛然拓展,新一代黑客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艾比·霍夫曼可以算作是这一代黑客的“始作俑者”,他的许多做法和精神被后来的黑客所继承。
艾比·霍夫曼是易比派的重要成员,他也是联邦调查局最“关注”的美国人之一,霍夫曼走到哪儿,联邦调查局就跟到哪儿。据说,联邦调查局里霍夫曼的卷宗,超过了那些臭名昭著的罪犯。
其实,霍夫曼并非一个对公众构成极大威胁的人物,只是他的许多恶作剧实在让当权者恼火。他也没有什么财团为他撑腰,他不过善于利用媒体,以媒体作武器,向他痛恨的权威进攻。他常把大众媒体玩于股掌之中,加上他的富有煽动性的口才,他敢于向一切权威挑战——警察、法官以至总统。
霍夫曼制造过许多恶作剧,并常常以迷幻药为主要材料。
一次,霍夫曼参加了一个五角大楼外的示威活动,警察对情绪激昂的群众使用了梅斯催泪毒气,人们受不了,只得四散逃开。霍夫曼由此产生了一个恶作剧的构想。不久,他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向来者宣布,他发明了一种新型的迷幻药,是由传统的迷幻药加上一种能迅速地从皮肤进入血液的药剂混合而成的,他说:
“这种药如果喷射到你的皮肤上,你就会脱去衣服,产生无法克制的性冲动!我们将把它装到水枪里,朝我们认为应该喷的人喷射。”
记者们大哗,一时议论纷纷:
“真有这种药?”
“不可能吧?”
“如果真有这种药,岂不是可以让那些大人物当众出丑?”
“这家伙就是要让那些议员、州长之类的人出丑。”
看到这样热烈地反应,霍夫曼很高兴,他面带笑容,不紧不慢地说:“我想大家一定对我说的这种药持怀疑态度,不过没关系,我马上可以向诸位证实我的这种药的效力。”
从门外走进一群穿着奇装异服、蓄着大胡子或头发乱蓬蓬的男男女女,霍夫曼走下讲台,拿着射枪向这群人的脸上、胳膊上、腿上——一切暴露在外的皮肤上喷射。不一会儿,这群人就开始脱衣服,亢奋地大喊大叫,并做出种种不堪入目的举动,吓得记者们纷纷逃走。
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效果可想而知,人们从来信奉“眼见为实”,第二天的各种媒体对这种药进行了大肆渲染,并顺带着把五角大楼的梅斯毒气与之比较。
后来并没有真的出现霍夫曼说的这种新药,但大人物们出门格外小心,说明了他们“宁信其有”。其实这不过是霍夫曼的一场恶作剧。
霍夫曼的恶作剧让当权者伤透了脑筋。
有一次,霍夫曼被警察的“打扰”闹烦了,他向媒体宣称:“如果市长或是警察再跟我作对,我们就要把迷幻药下到你们市的共用供水系统中。”
这座城市的市长吓得够呛,他调集了6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把守水库严格盘查一切企图接近水库和供水系统的人。报纸、电视热火朝天地报道事态进展——尽管霍夫曼什么也没做——一时间鸡飞狗跳的。
几天后,霍夫曼觉得“玩”够了,他“好意”地通过媒体提醒市长:“从化学常识上看,这种药不可能溶于水。”
市长惊魂未定,他无奈地对媒体说:“我知道这事不可能,但我可不能掉以轻心。”霍夫曼则对此解释道,什么是现实?公众的感知就是现实!市长并不是在保护水源,而是在向公众显示他保护公众的能力。
霍夫曼的恶作剧通过媒体,展示了它巨大的威力:用一个小小的谎言,引起社会的全面回应。霍夫曼的威胁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威胁有没有造成这种社会的回应。
1967年10月21日,美国的五角大楼外聚集了5万多人,与以前的游行示威不同,这些人都是来干一件事——合力抬起五角大楼。
“抬起五角大楼”?这回霍夫曼开的的确是一个“国际玩笑”!任何精神正常的人都不可能相信,这些黑客难道没有脑子?他们怎么会相信霍夫曼的“鬼话”呢?
霍夫曼的“鬼话”确有一定的蛊惑力。在此之前,霍夫曼说道:“如果我们包围了五角大楼,它就会升起,离开地面,升上天空。这一事实尽人皆知,我们在电视上用五角大楼的缩微模型做过多次试验,无一失败。我们申请许可,要把五角大楼抬高100英尺;我们把五角大楼量了一遍——因为这,我和我的朋友被当兵的揍了个鼻青脸肿。我们知道那些穿制服的家伙不会让我们否定引力定律,因为他们不让我们否定这个国家700万个法律中的任何一个。”
就在这天,一些相信霍夫曼的人,和更多的来瞧瞧真假的人以及许许多多看热闹的人,全汇集到五角大楼前,自然少不了那些最爱凑热闹的记者们。五角大楼当然没有被抬起来,但无事都恨不得要生事的新闻媒体,早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社会想不回应恐怕都难,霍夫曼自然是铁定的赢家。
霍夫曼把他的这种恶作剧叫做“游击战”,与越南人对付美军的方法一样:用最小的代价和最小的危险,给庞大的美国国家体制以打击。霍夫曼称,成千上万的人把代表邪恶势力的五角大楼围起来,以向世界表示,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赞成越南战争。“恶作剧是一种象征性的战争,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在包围五角大楼,试图举起它;但如果你拍下当时的场面,把它给全世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看,他们会说:‘天哪!这个邪恶的帝国原来也不是牢不可破的!’在整个反战运动中,这一事件也许给了越南人很大的鼓舞,因为他们从此知道了五角大楼就是那么回事。”
对恶作剧,霍夫曼还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当人们不知道你是否严肃认真时,恶作剧会达到最佳效果,”它似假似真,会在人的心中产生某种不安全感,而且,人们最终不会抱怨它,因为它毕竟不过是“一场玩笑”而已。
霍夫曼的著名著作是《偷走这本书》,在书中,他告诉嬉皮士们如何利用现存的体制谋生,其中用了大量篇幅介绍电话偷窃技术。
越战期间,连邦政府规定,打电话要收附加税。对此,霍夫曼和他的同伴们十分愤怒:凭什么让老百姓为一场非法的、不道德的战争纳税!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种非暴力的反抗方式,即盗打电话。
霍夫曼认为,通讯是任何革命的神经中枢;解放通讯将是一场大革命的重要阶段。1971年6月,霍夫曼与一位电话黑客阿尔·贝尔(A.Bell)一起创办了一份杂志,叫做《青年国际党阵线通讯》,其中大量地传播盗打电话技术。
嬉皮士们蔑视一切传统的东西,那些衣冠楚楚的人越是向他们投来蔑视的目光,他们越是高兴,他们甚至故意做出许多让正人君子不耻的事。他们盗电,盗煤气,盗自动售货机,一切他们认为是社会的或是资本家的东西,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弄到手。所以,《青年国际党阵线通讯》受到了嬉皮士们的欢迎,它在格林威治村出版了好几年。后来,阿尔·贝尔将《青年国际党阵线通讯》改名为《技术辅导程序》(TAP),它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淡,主要介绍、传播攻破电话系统的技术,因为办刊的人只对攻击电话系统感兴趣。
霍夫曼始终坚持他的政治主张,因此他长期是联邦调查局紧盯的对象。他先后逃到墨西哥、法国,最后又辗转回到美国,东躲西藏地流亡了7年,靠打零工度日。他在流亡中还不断地写文章抨击时政,因此他得不断地伪造身份证,为了逃避追捕,他甚至干脆做了整容手术。
终日处于紧张状态的霍夫曼最终忍受不了这种长期流亡的生活,1980年,他向当局自首,当局则以吸食可卡因的罪名判他入狱一年。
出狱以后,霍夫曼生活出于贫困之中,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60年代的他的辉煌一去不复返。当年的嬉皮士朋友们,或者因吸毒,因贫困而早早离开人世,或者改邪归正,进入了他们曾痛恨的主流社会。霍夫曼日益颓废,终日依靠酒精来麻痹自己的神经。
1989年,没有了精神支柱的霍夫曼,在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中掺进了大量的苯巴比妥,饮酒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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