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后，为何功德林里的战犯有很大的反响？
▍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后，为何功德林里的战犯有很大的反响？
大家一起关着，他突然被放走了。你会没有强烈反应？
▍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后，为何功德林里的战犯有很大的反响？
杜聿明被转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以后，某日在集体洗澡时，管理员李科长发现他的腿总是打颤，感觉是有些问题的，就喊他立正站好，尤其是双腿要并拢。杜聿明一言不发照做了，管理员果然发现了毛病，这位黄埔一期的陆军中将肯定有隐疾：臀部一边大一边小。
大约是因为1942年远征军败走野人山的惨淡经历，杜聿明的身体始终不太好，在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期间，就在北平动手术摘了一个肾。兵败被俘后，光他自己知道的病就有三种：胃溃疡、肾结核和肺病，当时的杜聿明思想还是比较顽固的，既不说明也不想治疗，打算来个慢性自杀一了百了。
管理员这次发现他身体异常后，立即上报，于是第二天杜聿明被专车送进了北京复兴医院。结果一检查，是骨结核，这个病究竟咋回事咱也不太明白，应该是脊柱方面的问题，总之蛮严重的，院方当时没有告知杜聿明具体病情，但是专门給他做了个石膏模具，要求他每天睡觉都要躺在里面，并且得坚持数年之久。
这玩意儿很稀奇，所以军统大特务沈醉刚进来时，还以为是管理所为了惩罚杜聿明特别定制的“刑具”，所以充满同情地握了下手，挺伤感地离开了。沈醉不明所以，回去一顿瞎说，这事就有点传歪了，尽管管理所以后经常给杜聿明送来牛奶，也按时派护士给他打针检查，许多战犯还是不太明白，心里是有点恐惧的。
要知道，杜聿明的军衔虽然只是陆军中将，并非功德林里面的最高者，但是在解放战争中，他的职权以及受老蒋的宠信程度，在功德林里面可是首屈一指的，堪称“标杆式”人物。抗日战争胜利时，杜聿明时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警备总司令，职务并无特殊之处，还因为“五华山捉龙”事件被老蒋假惺惺地撤职。
但是他却因为忠实地执行了老蒋的命令，从此后一路平步青云，很快被任命为东北行辕所属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后来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等要职，始终兵权在握。在东北期间，他是实际上的军事最高长官，曾经给东北民主联军和101造成很大麻烦，从山海关一直进犯到松花江沿岸。
即便是后来担任的两个副总司令职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跟那些挂名的副总司令们不同，杜聿明也是掌握实权的，不太把卫立煌和刘峙放在眼里。尤其是到解放战争后期，杜聿明几乎成为老蒋的“救火队员”，沈阳、葫芦岛、北平、济南、徐州、南京到处飞来飞去，俨然成为老蒋的主要军事助手之一。
比如跟他一起关在功德林的黄埔一期生们，李仙洲职务仅仅是第二绥靖区的副司令官、黄维也不过是兵团司令，都跟杜聿明差着一格半格呢。包括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也不行，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中，杜聿明可是排名第36位，甚至在汤恩伯之前，范汉杰干脆都没上去名单，而且在这43名头等战犯中，杜聿明是唯一一个战场上活捉的！
看明白了吧，杜聿明虽然军衔不高，战争罪行却很大，在战犯中的地位可是不低，功德林里面所有的其它在押战犯，都没有“上榜”头等战犯名单。所以，人民政府对杜聿明如何对待和如何处理，是所有战犯们特别关注的，说句玩笑话，这些战犯一定认为：即便是杀头，也得先从杜聿明开始吧？
这些战犯是1956年初才集中转送到功德林的，在最初的时间里，他们并不了解我方的政策，从1927年开始，我们无数被捕的地下党员遭到过什么样的折磨，这帮人当然心里有数，所以一个个惴惴不安是难免的。杜聿明在解送功德林之前，由于身份重要一直是单独关押的，到了功德林以后，才有机会跟其他战犯沟通和交流。
期间他曾经跟自己在徐州时的副参谋长、军统大特务文强有过谈话，文强坦言：“记得你邀请我当你的参谋长，程颂公（程潜）在长沙为我饯行，嘱咐我此去徐州谨防当俘虏，杜光亭没有接受在东北失败的教训，延安抓住了人心，南京失人心，焉有不败之理”？这时候的程潜将军作为起义将领，已经是新中国的高级领导，他的政治预见对杜聿明、文强的触动都很大。
杜聿明听完文强的话，呆立半晌深有感慨：“颂公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令人钦佩，而你也深入骨髓地看清我是一块顽石了”。大抵是从这时候开始，再经过不断的学习，杜聿明的顽固思想开始有所转变，更让他感动的是，由于他跟范汉杰都有严重的肾病，需要经常注射“链霉素”，而当时的新中国还不能生产这种药，组织上不得不派专人用外汇到港、澳等地去购买。
这确实让杜聿明感慨以及感激，之前他有钱有地位的时候，这些病都没有治好，现在沦为阶下囚，人民政府却想方设法为他治疗，几种病都大为好转。于是杜聿明开始认真参加学习和劳动，在1957年的劳动节还专门写了一篇《纪念五一劳动节感想》，字里行间都说明思想变化很大，同小组的廖耀湘还挖苦他：杜光亭先生最近成了书呆子，夜以继日看书做笔记。
由于杜聿明改造的态度的非常认真，同时人民政府也考虑到他的抗日功绩，所以在1959年的第一批特赦名单上，杜聿明赫然在册，时间是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对此激动万分。特赦令中有这样的说明：“罪犯杜聿明，男性，五十五岁，汉族，陕西米脂县人，该犯已关押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之规定，予以释放”。
那么当然，杜聿明被第一批特赦立即在功德林产生巨大反响，原因如前所述，作为唯一的在押头等战犯，杜聿明不仅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身体大有好转，还能够被第一批予以特赦，既准确反应了人民政府的政策，也让其他没有被特赦的战犯看到了希望。同时，1958年杜聿明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应该也是个加分项。
当时，老蒋还为此特地在台北接见了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女士，而曹女士则利用赴美探亲之际离开，远走美国普林斯顿。其实杜聿明被特赦后，如果坚持赴美国团聚的话，人民政府大概率是会批准的，但是杜聿明坚持留在祖国，并且跟妻子强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1963年10月，曹秀清毅然从美国返回大陆，夫妻终于团聚。
1963年11月10日，周公特别接见并宴请了杜聿明夫妇，还邀请了张治中夫妇、傅作义夫妇等作陪，期间陈毅元帅与杜聿明进行了恳谈，规格之高是杜聿明等人没有想到的。而这件事对功德林里面的战犯们，更是有了很大的触动，杜聿明被特赦后曾经对周公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
周公爽朗一笑，诙谐地说：“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老师没有教好嘛”。
▍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后，为何功德林里的战犯有很大的反响？
1959年12月4日，第一次特赦大会召开，当第一个就念到“杜聿明”的名字时，他机械性地喊了声“到”，随后机械性地上台拿到了那一张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通知书：特赦通知书。
转身回到座位的一刹那，杜聿明泪如雨下！
而杜聿明这一批人特赦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所有战犯，都不淡定了，开始有了很大的反响。
为何会如此？
1、战犯们没想到，共产党说话是算话的
关于特赦，管理所人员早就说了，但大部分战犯都是抱着一个半信半疑的态度：有这好事？
他们为何会怀疑？因为这事做的和国民党不太一样。
我们先看看国民党是如何对待共产党犯人的。
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共产党人遭受了太多的酷刑，遭受到了太多的折磨，我们常常听到的辣椒水、老虎凳等等都是常规操作。
无数被抓的共产党，惨死于狱中。
方志敏、夏明翰、刘畴西等等，无一不是先被折磨，后被枪毙。
于是，就有了让人闻之色变的白公馆、渣滓洞等。
丧心病狂的是，解放前，国民党撤离台湾前，还紧急杀了一批共产党，包括杨虎城等人，还包括那个小烈士宋振中。（宋振中就是小朋友都熟知的小萝卜头）
在很多国民党人看来，审战犯，然后不经审判地杀战犯，那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而新中国却将杜聿明等战犯特赦了，这让大家如何不震动？
想想这些国民党大员，哪一个不是杀了红军战士或解放军战士的？
本以为，新中国是在唱高调，会在合适的时候杀了他们，不曾想，既往不咎，改造数年，然后释放。
这种做法对思想的冲击太大了。
谁不想过自由的生活，谁又不想和家人共同享受天伦之乐？
所以，当杜聿明等第一批人被特赦后，大家明白了，要好好表现，争取早日特赦。
从1959年第一批特赦开始，1960、1961、1963、1964、1966、1975六次特赦，那些功德林里的战犯算是都被特赦了，都重获自由了。
2、杜聿明的前期表现，并不是最好的，第一个被特赦，肯定震动
杜聿明早期在战犯管理所的表现，可以用四个来形容：极其消极。
当时的他患了四种疾病，他知道的有三种，分别是：胃溃疡、肺病、肾结核，他不知道的还有一种。
身负多种疾病，杜聿明谁也不说，他就想在被动的监狱生活中，慢慢消磨掉自己的生命。
可以这样说，杜聿明在战争中，那是铁杆国民党军官，给解放军造成了不少麻烦，让不少解放军牺牲了。在战犯管理所，前期的他就是标准的消极者，“配合”那是不可能的。
“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早死早投胎”就是杜聿明的早期监狱的人生写照。
但是，在某一天的澡堂里，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杜聿明。
当时，战犯管理所的李科长，在澡堂看见坐着的杜聿明双腿红肿，问道：“老杜，咋回事？”
倔强的杜聿明没有理。
这把李科长气得够呛，命令他站起来。
杜聿明站起的刹那，李科长饶其转身一圈，看见了杜聿明两个屁股不一样大，这是有病啊！
于是，李科长赶快让人送医院。
一番检查后，得知一个情况：老杜，身患肺病、胃溃疡和肾结核外，还有严重的脊椎炎（这病，之前的杜聿明并不知情）。
屁股不对称，就是“脊椎炎”给闹的。
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在工作人员后期的用心照顾下，杜聿明的心被暖了，开始转变了，开始接受共产党，开始接受新中国，积极学习知识，并且积极写心得。
在学习时，杜聿明积极和大家交流。
在干活的时候，杜聿明争当标兵，缝纫机踩得啪啪作响，葡萄枝剪得那叫一个漂亮。
这么一个曾经的顽固分子，后经过教育改造，得到改变后，还第一个被特赦，这让很多人震惊！
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在前期可是比杜聿明表现好得多，这样的杜聿明都可以被特赦，他们被特赦，还会远吗？
杜聿明被第一个特赦，就像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在大家的心上，大家从疑惑变为兴奋，从没有目标地过着日子到有了新的期盼。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之后，大家纷纷表现，在不同批次中释放了出来。
3、杜聿明被特赦后，国家领导很重视
周恩来，是战犯们非常欣赏的一位，因为，周恩来曾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很多战犯认可的“老师”，能和周恩来谈话，那是无上荣光。
而且，周恩来为人宽厚，讲究礼仪，注重国际影响，注重每一个人才。
杜聿明等人被特赦后，周恩来亲自和其谈话，杜聿明大发感慨：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
周恩来，摆摆手，笑着对杜聿明说道：“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就怪老师没有教好！”
杜聿明被周恩来叫去聊天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这对大家的刺激也很大，因为在他们看来，周恩来是新中国的前三号人物之一，能被周恩来谈话，说明什么？
说明对战犯的重视，说明会给予一些照顾和安排。
没错，杜聿明被特赦后不久，安排为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
在1960年5月，杜聿明陪同接待了来自英国的蒙哥马利。后来，西哈努克亲王来的时候，杜聿明又是作陪之一。
这一件件事情，说明了新中国非常人性化，不仅释放了战犯，还给予了安排，还让其参加重要的工作。
对于杜聿明等人的特赦，以及对于杜聿明等人的待遇，让剩下的战犯充满了希望，就连一些真正的顽固派，曾经自认为没有一丝可能被特赦的人，比如黄维等人，也有了一丝期盼（黄维在1975年被特赦）。
有人说，杜聿明第一个被释放，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杜聿明有一个科学家女婿：杨振宁。
看起来，仿佛杜聿明多少占了女婿的光！
实际上，我们看看后来的事情，杨振宁没有回国的情况下，杜聿明继续被看重，这说明，那个女婿的光，他还是没有占上的。
主要还是杜聿明的态度，以及后期在功德林的表现，给老杜加了分，让他得以第一批被特赦。
总而言之，杜聿明被特赦后，功德林里有很大反响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大家发现新中国玩真的，毫不弄虚作假，说特赦就特赦；
二是杜聿明早期表现一般，还被特赦出狱，而且是第一被念到名字的，这给了剩下的人很大的信心；
三是，杜聿明等人释放后，有周恩来等人谈话，并安排了合适的职位，这让最没有心思的人 ，都有了想特赦的一丝希望。
▍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后，为何功德林里的战犯有很大的反响？
1959年12月4日，功德林有10名战犯被特赦，其中杜聿明名列第一，他能够被释放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引起了海内外不小的震动。
功德林首批特赦的十人分别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这十人中，分量最重的就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三人了，杜聿明被俘时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王耀武头衔较多，主要有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保安司令等，宋希濂是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此外，还有一个资历很老的曾扩情，在黄埔一期生中，曾扩情早年可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1928年就已经是挂中将衔的军委会四川特派员了，当时的一期的杜聿明、宋希濂，三期的王耀武还远没有崭露头角。不过，由于曾扩情在“西安事变”中，按照张学良的要求在广播上以黄埔老大哥的身份发表了支持事变的讲话，结果事后被蒋介石秋后算账，限制使用，所以在1949年成都解放后，曾扩情被俘时的身份只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虽然这个职务也不低，但以曾扩情的资历，委实是原地踏步十多年了。
功德林的战犯中，论含金量，杜聿明排第一当之无愧。因为杜聿明军衔虽是中将，但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国民党军中干的可是上将的活。1945年10月，杜聿明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指挥国民党军抢占东北。
东北保安司令部在军事上，和后来的，刘峙（上将）任主任的郑州绥靖公署、薛岳任主任的（上将）任主任的徐州绥靖公署，胡宗南（中将加上将衔）任主任西安绥靖公署的地位是一样的。只是由于杜聿明资历浅，东北行营主任由熊式辉担任，但是实际军事则由杜聿明负责，所以东北保安司令部这个机构，可以说是蒋介石为杜聿明所特设的。
熊式辉和杜聿明两人，一个由于受伤，一个由于有病，都有一条腿行动不便，所以两人在东北任上，被戏称为“东北二瘸”。
杜聿明率部抢占东北时，归他指挥的有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赵公武的52军、陈明仁的71军等国民党主力部队。这些部队中，新一军、新六军是“五大主力”序列，52军的老军长是黄埔老将关麟征，71军的军长陈明仁是一员虎将，这两个军的战斗力也是非常凶悍。此外，滇军的精锐也调入东北，划归杜聿明指挥。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蒋介石对杜聿明之信任。
1948年6月，蒋介石在任命刘峙为徐州“剿总”总司令的同时，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该兵团后由邱清泉接任司令官）。刘峙在国民党军中资历很深，蒋介石以刘峙为总司令，以杜聿明为副，但在作战中，蒋介石和刘峙都是让杜聿明负责实际指挥的。
在辽沈战役打响后，蒋介石和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矛盾重重，于是蒋介石又让杜聿明兼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在锦州解放后，蒋介石一度准备让杜聿明接替卫立煌，后来由于廖耀湘西进兵团的迅速溃败及沈阳的很快解放，蒋介石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淮海战役中，杜聿明是徐州“剿总”司令部的实际指挥者，刘峙在战役的后期逃到后方去了。当然，杜聿明头上还有喜欢越级指挥的蒋介石，以及手下跋扈难以驾驭的邱清泉、孙元良等兵团司令，杜聿明的指挥是很掣肘的。
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在突围中被俘。经过10年的改造后，被特赦。
在功德林的战犯中，论资历、军职、军衔，杜聿明都算不上第一人，但综合考量下来，他却是实至名归的含金量最高的功德林头号战犯。
杜聿明被特赦，在功德林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在其他战犯看来，杜聿明在解放战争中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在东北、徐州和解放军长期作战，是蒋介石手下最重要的打手之一，这样一个人，由于表现良好，而被人民政府特赦，那么其他未被特赦的战犯，也就有了积极改造，争取早日出去的念头。
当然，人民政府对战犯的改造是贯穿始终的，在1975年，连最顽固的黄维等人也被特赦，至此，所有战俘全部被特赦。而且政策非常宽大，愿意留下的安排工作，不愿意留下的，无论是去美国甚至是去台湾，都不阻止，来去自由。
杜聿明被特赦后，担任了政协文史专员。他的妻子曹秀清当时在美国的女婿杨振宁（妻子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家中，得知丈夫特赦后，在人民政府的安排下，辗转数国，来到北京和杜聿明相会。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逝世，他临终留下遗言：“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
▍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后，为何功德林里的战犯有很大的反响？
1959年12月4日上午9点30三十分，功德林的犯人们排好队伍，按顺序进入礼堂，参加特赦大会。
在宣读特赦人员名单时，第1个就是杜聿明。杜聿明低着头，深深地鞠了一躬，双手捧过特赦通知书，开始放声大哭。
功德林管理所，也就是今天的Q城监狱。
当年，这里关押了200名国民党高官大员。能进功德林的，都是级别比较高的人物，都是将级以上的军官。
被关押进功德林的人，情况都比较复杂。 他们都是长期为蒋介石效力，甚至也是国民党中的实权人物。
在关入功德林之前，他们的心中都有不少想法。由于他们常年和我们做对，甚至坚信国民党才是正统。
而且，他们对战争认识也很狭隘，认为之所以会打败仗被俘，就是因为运气不好。
他们中有些人心中，还抱有“良臣不是二主”的心思。就是认定了蒋介石做主子，就不能投降别人。
因此，这些人对我们的政策，大多持抵触心态。同时，他们习惯了蒋介石政府的种种恶习，朝令夕改，阴阳两面，认为我们也是一样，因此对我们的政策也不信任。
这些人以为，进入功德林管理所，就像进入蒋介石的中美合作所一样。肯定会遭受严刑拷打，刑讯逼问之类的事情。
这都给我们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改造，增加了不少难度。
杜聿明是在淮海战役战场上，被我军俘虏的。 此前，杜聿明就患有很多疾病，像风湿，胃溃疡，结核病等。
杜聿明在1946年，还做单侧肾脏的切除手术。当时，美国医生就说，他活不过三年。
杜聿明刚被俘之时，对老蒋还很忠心，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改造。他在功德林管理所内，态度也很不好。
在一次洗澡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发现，杜聿明的屁股，两边不一样大。工作人员立刻觉得不对，认为杜聿明可能还有其他疾病。
于是，医护人员对杜聿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杜聿明还患有脊椎结核。
脊椎结核一般是由肺结核引起的，就是结核菌随着血液，传到了骨组织里。
为了治疗杜聿明的病，院方还专门派人去港澳地区，给杜聿明找来了特效药。
在饮食方面，对杜聿明的身体状况特别照顾，甚至给他开了小灶，每天还能喝上牛奶。
杜聿明的身体，也因此得到很好的恢复。也打破了美国医生，说他只能活三年的论断。
杜聿明这个脊椎结核，很容易在夜间发作，疼起来就睡不着觉。
院方就给杜聿明，专门制作了一个石膏睡具。让杜聿明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里面，可以减缓疼痛。
但是，认识这种特殊睡具的人不多。与杜聿明一起被关押在功德林的沈醉，看到了以后。还以为这个石膏睡具，是专门用来折磨犯人的。
于是，沈醉就将这件事传了出去，结果，引起了被关押的国民党将领心中的不满。
不过，这个误会很快就解开了。因为，所有人都看到，杜聿明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好。大家也就知道了，那个模具，是专门给杜聿明治病用的。
此后，杜聿明也对我们产生了感激之情，也积极配合我们的改造。
在功德林大部分时间，犯人都是进行思想学习。同时，也为他们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劳动。
杜聿明由于身体状况一般，管理员都不让他参加体力劳动。
但是，杜聿明还是学会了缝补衣服，并且会使用缝纫机，成为缝纫机组长。
缝纫机组有10个人，就是负责功德林管理所，所有战犯服装的制作。
在功德林，杜聿明不但学会了使用缝纫机，还学会了裁剪。甚至在1957年国庆前，为犯人们赶制了棉衣，用来参加观礼。
等到1959年，中央发布特赦令前夕，杜聿明觉得自己不会被特赦。他觉得自己是特级犯人，再加上这次特赦明确指出，只针对改善从善的人。
杜聿明自认为，自身条件不够，还需要继续学习，继续改造。
1959年12月4日上午9点30分，犯人们排好队伍，按顺序进入功德林礼堂，参加特赦大会。
在宣读特赦人员名单时，第1个就是杜聿明。杜聿明低着头，深深地鞠了一躬，双手捧过特赦通知书，开始放声大哭。
杜聿明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被特赦出来的那天晚上，我一夜不能入睡，像我这样的人，能在第1批被特赦，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只有gcd才能这样做，gcd是我的再生父母。12月4日是我新生的生日，每年都要庆贺。”
特赦后的杜聿明，走出功德林管理所之后，又被送到旧宫大队参加劳动学习。一年之后，当选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当功德林里的犯人听到，杜聿明都能够被第1个特赦之后，确实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杜聿明是被关押的将领里，级别最高的。按照他们的想法，这样高级别的敌方将领，肯定不会轻易被释放出去。
没想到我们说到做到，只要表现好，不管官职大小，就可以享受特赦。这是这些国民党官员，在老蒋那里看不到的。
其次，功德林里的犯人，看到杜聿明都能被特赦，从而也一下激起了活下去的信念。
本来，他们以为自己会在监狱内孤独终老。没想到，短短的几年时间，就能够享受特赦，能够再见高墙外面的天地，这也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最后，杜聿明等人被特赦以后，还能够给安排工作，这是这些犯人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通过这件事，也让这些国民党犯人看到了，只要好好改造，就可以重新做人。
此外，杜聿明与他夫人曹秀清的重逢，也是我党作出大量工作的结果。
1949年，淮海战役还没结束，前线就传来杜聿明失踪的消息。这时，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觉得她留在本地无依无靠，还不如跟着老蒋去了TW。说不定，老蒋能念及杜聿明的旧情，对她多加照顾。
没想到，去了TW之后，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子女教育，根本就没人问津。后来，曹秀清还是找了杜聿明的老同学、老同事帮忙，才勉强将子女安排到学校读书。
曹秀清为了打听到杜聿明的确切消息，就想先离开TW，到美国去找他们的大女儿杜致礼。
杜致礼此时正在美国读书，杜致礼的丈夫，正是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
到了1958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突然要接见曹秀清，曹秀清感到很纳闷。
原来，蒋介石和宋美龄，得知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就想要把他们俩人争取到TW来。李振道的母亲本来就在TW，而杨振宁的父母都在上海。
蒋介石就希望曹秀清能够去美国，劝说她的女婿杨振宁，为TW效力。
曹秀清一听，心中大喜，她正想着怎么去美国呢，这老蒋就送上门来了。
但是心里高兴，嘴上也不能表露出来，曹秀英故意说，“杨振宁没来过TW，估计他对TW也不了解。等我见到他以后，一定给他好好介绍一下TW的状况。然后让他来TW看看，好为TW的建设贡献力量。”
蒋介石和宋美龄一听，大为欢喜。
于是，曹秀清就得到蒋介石的特别批准，前往美国。
到了美国一年之后，曹秀清才知道杜聿明被特赦释放。
不久之后，曹秀清还接到杜聿明的来信，说希望曹秀清能够回国定居，两人共度晚年。
在此时，TW和美国都在对我们进行大肆造谣。很多人就劝说曹秀清，先不要急着回国，但曹秀清急着要去见杜聿明。
而且，杨振宁的父母，每年都去看望儿子和儿媳妇。也将国内和杜聿明的状况，告知了曹秀清，这让曹秀清更加坚定了回国的决心。
到了1963年5月20日，经过各方努力，杨振宁，杜致礼夫妇将曹秀清送上了飞机，抵达日内瓦。到达日内瓦之后，有使馆人员前来接站。
1963年6月3日，曹秀清回到国内。杜聿明和曹秀清夫妇相见，惊喜万分。他们感慨道，“分手了快15年，真没想到还能再在一起。”
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还特别接见并宴请了杜聿明夫妇，还邀请了张治中夫妇、傅作义夫妇等。陈毅元帅，也与杜聿明进行了交谈。
杜聿明后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杜聿明是黄埔学生，周恩来任黄埔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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