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司马光这个人物？
▍如何评价司马光这个人物？
司马光“砸瓮”，被后人篡改成“砸缸”，收藏大家马未都质疑其真实性，疑点：北宋时期人们还烧不出那么大的缸。这就叫抬扛。历史记载本来就不是缸，而是瓮。马未都应该是知道的。
▍如何评价司马光这个人物？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生平着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着《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司马光为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节俭、正直，温良谦恭、刚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在洛阳时，他每次到夏县去扫墓，一定要经过他的哥哥司马旦的家。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仍像严父一样，保护他像抚育婴儿一样。从小到大到老，他说话从来没有随便说过一句，他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诚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陕西、洛阳一带的人们都以他为榜样，与他对照，学习他的好品德。如果人们做了不好的事，就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
司马光对财物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对学问却没有不精通的。他惟独不喜欢佛教、道教，说：“佛道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却不相信。”他在洛阳有田地三顷，妻子死后，他卖掉土地作为丧葬的费用。他一辈子粗茶淡饭、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但是政治生涯并不突出，其人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典型代表，尽管他认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但实际却因不满王安石而不择优劣尽罢新法，又将神宗朝时军兵用生命夺取的土地，无偿送还给西夏。日后新旧党争沦为意气及权位之争、不再着重于国政运转。
宋朝在多次战争中败北，国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之境地、司马光仍坚持宗法及伦理纲常治国等，但除尽罢新法外却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针，朱熹对司马光是颂扬的，但称“元祐诸贤是关闭着门说道理底”。“温公之说，前后自不相照应，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
破瓮救友
有一次，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水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聪明机灵，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被人们广泛流传。
诚信卖马
司马光要卖一匹马，这匹马毛色纯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温顺，只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马光对管家说：“这匹马夏季有肺病，这一定要告诉给买主听。”管家笑了笑说：“哪有人像你这样的呀？我们卖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说出来！”司马光可不认同管家这种看法，对他说：“一匹马多少钱事小，对人不讲真话，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我们做人必须得要诚信，要是我们失去了诚信，损失将更大。”管家听后惭愧极了。
低调淡泊
司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华，他在《训俭示康》中曾提到小时后长辈会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宝元年间中举时，曾得到仁宗皇帝的接见。酒席宴会上，每人都在头上插满鲜花，肆无忌惮地嬉戏取乐，唯独司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被同行的人提醒后，司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一直称呼他为“君实秀才”。一次，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听到仆人的称呼，不禁好笑，戏谑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经是宰相亦，大家都称为‘君实相公’！”老仆大吃一惊，以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君实相公”，并高兴地说：“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司马光跌足长叹：“我家这个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坏了。”
坚不纳妾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纳妾蓄妓的风尚。司马光是和王安石、岳飞一样，极为罕见的不纳妾、不储妓之人。婚后三十年馀，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司马光并未放在心上，也没想过纳妾生子。张夫人却急得半死，一次，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马光见了，不加理睬，到书房看书去了。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一番搔首弄姿后，又取出一本书，随手翻了翻，娇滴滴地问：“请问先生，中丞是什么书呀？”司马光离她一丈，板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书，是官职，不是书！”美女很是无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还有一次，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司马光不客气了，生气地对丫鬟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说俨然就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白头偕老的翻版。唯独一人笑道：“可惜司马光不会弹琴，只会鳖厮踢！”张夫人终身未育，司马光就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司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为命。洛阳的灯会享誉天下，逢元宵节，张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说：“家里也点灯，何必出去看？”张夫人说：“不止是看灯，也随便看看游人。”司马光一笑，说：“看人？怪了，难道我是鬼吗！”
典地葬妻
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简陋，于是另辟一地下室，读书其间。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司马光任官近40 年，而且官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重读历史，让人深思。
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社会，大多数人苦读寒窗，跻身仕途，无不是为了显耀门庭，荣华富贵，泽被后世，荫及子孙。在这些人面前，司马光的清廉更显可贵。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馀万，珍宝丝绸无数，但司马光不为所动。司马光年老体弱时，其友刘贤良拟用50 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藏书故实
司马光家藏书富，居洛阳时，买田20亩，建“独乐园”，藏文史书籍万馀卷。又置“读书堂”，辟精善之本5 000卷，又得神宗赐书2 400卷，以资着述。善保护图书，每年二伏至重阳间，在天气晴朗之日，设案以曝书籍。桌案洁净，铺以茵缛，然户端坐看书。阅书时，不以空手捧书，唯恐手汗渍湿。藏书几十年，其书仍新如手未触一样。
▍如何评价司马光这个人物？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乃宋朝名臣。你看他的号，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了。作为宋朝最大的保守党领袖，他一生都在和新党领袖王安石死磕到底，乃至做到宰相之后尽废新法，让王安石郁郁而终。
1.司马光是清正廉明、刚正不阿的官员，是认准一件事就不回头的人，所以他的外号叫司马牛！司马光是个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积极入世，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事业中去。他勇于担责，不贪恋高位，做官是选着做，别人对位高权重的官职孜孜以求，而司马光却淡然处之，他只想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嘉佑六年，宋仁宗提拔司马光到自己的身边任“起居注”，但司马光不乐意，他连上五道奏章，坚决请辞，理由是“实非所长”，但宋仁宗就是不松口。不久，宋仁宗又任命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谏院的工作很复杂也很重要，反正从皇帝到大臣，理论上都在他的监督之下。虽然司马光忠厚老实不喜欢整人，但这个工作很符合他“不平则鸣”的性格。在谏院工作的五年间，司马光上书170多道，忠实地履行着宋朝“守夜人”的职责。他始终遵循君子之道，敢于直谏，从不阿谀奉承；他举忠斥奸，不掺杂一丝的个人私利。
宋仁宗喜欢看戏，尤其喜欢带着些黄色韵味的女子相扑。嘉祐七年，宋仁宗赵祯率后妃、百官到宣德门看戏，看到半裸的女相扑士们激情表演时，文武百官乐不可支群情激昂，但司马光很忧郁，他甚至很愤怒。司马光立即上书指责皇帝，做了与其身份很不相符的事。
苏轼曾经给司马光起了个外号，叫“司马牛”，和“拗相公”王安石并驾齐驱，都是性格耿直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主。他锲而不舍地上书言事，直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为止。
2.司马光的思想持证平稳，不喜欢冒险，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他有一套和王安石的开源政策完全不同的政策，叫节流，意思是只要政府削减开支，国家就会强大起来，他的这个理论叫破屋理论！
和狂飙突进的王安石相比，司马光是个持正平稳的人，这被后人视为宋代最大的保守派，其实这是历史的误解。司马光不反对改革，但希望改革要平稳地进行。对于改革，他有一套著名的“破屋”理论。他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和王安石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辩论和拉锯，但王安石是个雄辩的演说家，而司马光在这方面实非王安石的对手。但司马光有着与王安石一样的执拗与耐力，反正这辈子和王安石干上了。
司马光与王安石所代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十分惨烈。先是王安石斗败了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旧党一干人等全被贬往各地凉快去了，在全国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最后，司马光的旧党战胜了王安石的新党，在远离权力核心十多年之后，众望所归的司马光出任宰相，将王安石的新法尽数废除，活活把王安石给气死。在王安石去世半年之后，司马光感觉完成了历史使命，溘然离世。
3.司马光是司马迁之后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资治通鉴，光辉而不朽！！
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就以退为进，请求辞职，自己躲到洛阳去。在洛阳的十五年，司马光专心著述，编著了与司马迁的《史记》双星闪耀的《资治通鉴》。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编书的条件实在艰苦，他买不起高宅大院，住的是低矮窄小的房子，夏天闷热难耐，他请人在书房里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修成一间“地下室”，他就在这个冬暖夏凉的“空调房”里专心致志地埋头编书。司马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将历代执政的得失全部融进这部巨著之中，让皇帝学习。宋神宗看了之后大加赞赏，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他的本意，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
4.司马光在私人生活上，就是个不近女色的不粘锅，在政治上，是官员的模范，在道德上，是北宋的道德模范，是中国君子人格的典型代表！
《宋史》对他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司马光一生信奉诚信为本，“自少至老，语未尝妄”，意思是说，司马光从小到大就没说过谎话。司马光让管家去把他的一匹马卖掉，特意叮嘱管家要告诉买主，这匹马在夏季会犯肺病。由此可知，司马光是个标准的诚信君子。当时的人们很崇敬他，以至于有人干了坏事，都会说，司马光难道不知道吗。可见司马光在宋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崇高。
司马光不仅是个讲究诚信的老实人，还是个心胸宽大的人，是个典型的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君子。程颐评价司马光说，他最大优点就是对人宽容，能受人话，不论你怎么反驳，他都不发火。据说苏东坡以司马光为原型写过一首诗：“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意思是吃好饭把剩饭剩菜打包带走，一点都不浪费，可见司马光是现代“光盘”行动的先驱。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自律甚严，不近女色。司马光和夫人始终未有子嗣，夫人很着急，大公无私地替司马光物色年轻貌美的女子，希望司马光能开花结果，但司马光对此很不感冒，几次不客气地把美女赶走。司马光的时间很宝贵，他没时间思考下半身的事情，他的时间都花在了思考国家大事和编著《资治通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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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位北宋牛人，一千多年来，争议也是极多，夸的捧的都有。但要论评点最为精到的，却还得是明朝学者陈汝锜的一句话：,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
也就是说，北宋最后的灭亡，靖康之祸的悲惨景象。最大的责任人，却是当时早已作古的司马光。
乍一看去，这句话似乎很没道理，身为大宋一代名臣，司马光堪称是鞠躬尽瘁的良心人物，特别是在那个宋朝高官工资奇高，各位名臣都争着骄奢淫逸的年代里，却唯独他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一生为官都十分清廉。而且还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们。整个北宋的宰相级高官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朴实的人物。
而在北宋文化界，司马光的贡献，也是劳苦功高。著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他亲手编纂，堪称中国古代历史学界的精品著作，学术价值奇高。综合看来，堪称一位学术政治建树颇多的一代名臣。
但是，如果细看北宋半壁山河沦陷，异族铁蹄践踏中原的悲剧场面，却不得不说，这个悲剧的制造者里，就有司马光。
如果说在宋神宗登基之前，司马光的人生还算完美，那么自从宋神宗登基起，他就开始露出槽点。当时初登基的宋神宗，苦于北宋内外交困的局面，慕名向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御史中丞司马光求教，没想到司马光吭哧半天，就给出个“官人，信赏，必罚”的六字空话，等于是说了白说。只此一样，就见证了这位一代能臣最大的短板：缺少实际行政能力！
但更大的问题是，缺少能力的司马光，还偏生了一副轴脾气，当宋神宗决定启用王安石，推行刮骨疗毒一般的王安石变法时，自己拿不出好主意的司马光，就成了最坚决的反对者。他以自己的声望能力，带着同党抱团反对变法，北宋朝堂上的新旧党争，就此越演越烈！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给司马光辩护，认为司马光这么做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国家。但事实上，司马光的同僚文彦博，却早已说出了个中的真相：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说到底，这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
不过，虽然司马光做了不少反对新法的事情，但是大宋的新法，依然在宋神宗年间成就斐然。大宋国库收入飙升，军事实力也直线上升，甚至压着西夏暴打。但待到宋神宗去世，司马光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掌握大权后，他却立刻干出了坑坏北宋的事情：不顾新法已经取得的成绩，坚决把新法全数废除。以至于原本与他一起反对新法的好些同僚都看不过去。而他做主把大宋收复的西北国土割让给西夏，更是导致了北宋中后期的西北国防困局！
他这时期的表现，其实就应了一句俗话：崽卖爷田不心疼！
而不心疼的司马光，在废除了新法之后，满意的去世了。但是北宋新旧党争，却是越发激烈，从宋哲宗到宋徽宗，却是再也没有消停过。割地的后果更是导致北宋禁军集中于西北，正北方防务空虚。这一切毛病，到了靖康之耻时，终于悲惨爆发。
所以，如果评价司马光的话，完全可以这样概括：廉洁的好干部，伟大的学问家。但是，却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治家！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如何评价司马光这个人物？
我看这个问题下面还有人骂司马光是“伪君子、卖国贼”。可事实上司马光才是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人，司马光是古典时代真正的大师，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
一、司马光的经济观点在农耕时代，就是经济真理
现在很多人黑司马光无非说司马光不懂经济，但是，说这话的人才是真正不懂经济。
根据计量史学派的研究，在工业革命以前，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总GDP和人均GDP增长都极其缓慢，甚至要几百年才能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或者衰落；比如北大李稻葵教授对于明朝经济数据统计得出的结论就是明朝全国GDP增长极为缓慢，年增长率仅为0.29%，总经济规模有所增长，人均年收入没有明显变化，维持在平均6公石（391公斤）小麦上下；以1990年美元计值的人均收入平均为230美元，最高的年份也不到280美元；农业占GDP比重平均为88%，手工业和商业最高时也没有突破20%。
从以上数据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朝国家总GDP增长完全和明朝人口增加成正相关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增人增量”，这种增长在经济学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增长部分其实是被增加的人口消耗了，无法形成有效积累。
这个问题在各项经济数据更加完备的清朝表现的更为明显了，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政府年收入几乎和清朝政府年收入持平，而日本农民尽管负担的赋税是同时期清朝农民的六倍，但是通过原始化肥等工业时代初期的产品，日本农民扣除完承担的税赋，他的收入都要超过清朝未缴纳赋税的农民收入。
英国这个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民众税赋更是仍处于农耕社会的清朝民众所想象不到的，比如1874年，英国人均财政支出是中国的261.07倍。
总而言之，虽然目前由于中国各个朝代经济史料多寡不一造成许多朝代的统计数据并不十分准确，但是一些基本概念已经是比较明了，如农耕时代人均GDP天花板很容易达到，而且波动幅度很小等等。
这就说明农耕时代的人，他个人创造的财富是有限的，因此，整个社会财富总量和财富盈余也是相对固定的。
也意味着在农耕时代任何以增加政府收入为目的的经济改革，这个改革的实质就是加税，而加税的实质就是从民众兜里掏钱。
所以，司马光主张的“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此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这一观点，在工业革命以前就是经济学真理。
而最后司马光的预言成真了吗？我们来看变法后期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对话：“陛下以为税敛甚重，以臣所见今税敛不为重……”（《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二、真正试图拯救宋朝的是司马光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另一个理由则不能明说，他担心皇帝借着“变法”为名集权，结果不出司马光所料。
就连明太祖朱元璋也认为宋亡于王安石“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
为什么司马光会担心皇帝借着“变法”为名集权？
这要从北宋一直到宋神宗变法前的政治生态说起，关于北宋变法前的政治生态，大家可以去看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我这里就不摘录了。
总之，北宋立国到神宗变法之前的核心政治思路，即“立纲纪”与“召和气”，依靠制度的设置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同时精心维护一种和睦融洽的士风和政风。两者相互配合；在这个体制里，皇帝和执政的宰相集团分享最高决策权和行政权，任何一方都无法摆脱另一方单独做出决断和推行政策。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受到监察部门的监督和制衡，监察部门可以提出异议干涉执行过程。
这样架构的形成直接杜绝了那种皇帝自任聪明、躬亲万事而随时可能出现的失误和偏颇。中央而下的地方机构采用分离制设置，同一政区内设置相互平行的机构，形成独立的行政管道和相互之间的监督制衡。这样的政治结构的特点就是用决策和执行的速度换来政局的稳定和极强的纠错能力。
而其制度设定的多重相互制衡和监督更是一改传统的“明君能臣”模式而将不犯误的责任从依赖个人能力转而变为依靠制度监督。同时，作为软件的配合，宽和的政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规则，也培养了知识分子阶层积极参与政治、各抒己见的昂扬士风。
李裕民先生将这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体制称为“皇帝时代最进步的体制”。
在这个体制下，皇帝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宋仁宗曾得到过这样的评价“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说“百事不会”是这个体制下皇帝最好的素质可能有些夸张，宋仁宗也并非万事无主张只听凭执政大臣处理，但其“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的自觉接受各种权力制衡和监督却是维持这一体制的必须。
显而易见，在这个体制下，皇权受到了很大的束缚，这对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明君”、“大帝”来说是灾难性的。没有万事断自圣躬的无上皇权，也就没有他们表现其“明”，其“能”的舞台。
但是很不幸，宋神宗正是这样一位励精图治，寄望“大有为”，平辽灭夏，恢复“汉唐雄风”的“有志青年”，他觉得在这种制衡体制下他什么都无法发挥，他想做“快意事”。
当然，现在有学者认为宋神宗一开始就处心积虑的想利用王安石变法来集权，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宋神宗最初只是想做一些改变，因为这种制衡体系本身也是有弊病的，然而，在支持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在一次次在程序上绕过原来无法绕过的制衡措施，直至形成架空这个过程里，宋神宗作为绝对君主制下的君主本能觉醒了。
他在变法后期踢开王安石，单独策划“元丰改制”，在恢复前朝（唐）规整的三省六部制的名义之下，彻底在制度上摧毁了仁宗时代定型的宰相对皇帝最高决策和行政权的分享和制衡，而将宰相机构变成君权完全的下属，这样一来，他终于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彻底摧毁和乾纲独断。
这种绝对的君主权对于英明的君主未必是坏事，但是问题就在于在“保证皇帝是生出来”而不是“打出来”的王朝，任何人，哪怕是神都无法保证每一代都是英明君主，而一旦这种绝对君权落在一个平庸的皇帝手里，就会导致一场大灾难。
宋徽宗就是最好的证明，和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不同，宋徽宗时期的蔡京这个宰相已经完全依附于皇权了，他如果敢说“与士大夫共天下”这种话，他就会立即被宋徽宗赶回家吃老米饭，谁也帮不了他；在这种环境下，蔡京想要巩固自己的相权，除了对宋徽宗俯首帖耳，还能做什么呢？
比如联金灭辽这种事情，在宋仁宗时代，朝议一拖就能把这事拖黄了，可是到了宋徽宗朝，宋徽宗一声令下，就得马上去办。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保持制衡体制本身对宋朝才是最有利的，而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当然才是真正为北宋着想的人。
无论从先秦儒家追求权力多元角度，还是现实政治角度，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深层次理由其实是担心皇帝专权，在一个绝对君主制的国家，好不容易才对皇帝有了一点点制衡，这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比中五百万几率小多了；可要破坏这种制衡，在绝对君主制国家又太容易了。
综上所述，司马光不但是伟大的史学家，更是农耕时代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或者说他是一位古典时代真正的保守主义大师。司马光才是真正的儒家代表，是真正把书读明白了，把书读通了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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